卫西谛影评 -------- “人生决不能严肃谈论”

“人生决不能严肃谈论”：天堂问题，1932

苏珊·桑塔格在其著名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中，讲刘别谦1932年的作品《天堂问题》（TroubleinParadise）是最完美“坎普电影”，这得益于“使风格得以保存的不经意的、圆熟的方式”。或许这种方式、这种被命名为时尚名词“坎普”的新感受力，就是电影界所称的“刘别谦式触动”(LubitschTouch)。关于这个著名的招牌名词，评论界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姑且摘录一些现成的：罗杰·费里斯托认为“那是微妙的、仿若调和了性幽默与暗通款曲这两种口味于其中的奶酥”；理查·克利斯汀森它代表着“高雅的、风格化的、捉摸不定的、风趣的、迷人的、雅致的、讨人喜欢的、若无其事的及放肆的性别差异”；大卫·波德维尔在他的电影史中认为它“非常巧妙独特地表现了在彬彬有礼的举止外表下掩藏压抑着性饥渴和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香港影评人杜杜干脆说它就是“挥动一管风流灵巧的钢笔去声东击西；一方面要深入描画探讨男女情欲，一方面要成功地避过严格的电影检查和表面的社会道德要求”的“情欲图腾”……

渐渐地，我们将明白刘别谦和他的触动主要来自于他对情欲的晦涩而又极富趣味的描写。就像查理·卓别林所说“他以绝不色情的方式，表现了性的优雅与幽默，其他导演都没有这种功力。”

1．

《真恋假爱》是“TroubleinParadise”最早在上海滩公映时候的译名，点出影片主旨是讲情爱，而《天堂问题》这个片名则多少说明影片有指涉“财富乐园中的烦恼”的社会意图。无论怎么翻译，这部影片的内容总暗示着金钱和情欲之间的联系。据说希区柯克的《捉贼记》（ToCatchaThief）和《艳贼》（Marnie），都从此片得到灵感。如果说珠宝是情欲的符号、偷盗是某种满足的话，那么《天堂问题》里的男贼伽斯通和女贼莉莉真是干柴烈火。开场的一幕是水城威尼斯的夜景——准确来说是一个清洁工唱着“我的太阳”倒垃圾的场面。这有趣的闲笔，在影片中出现两次，暗喻着光鲜背后某种不相符合的真面目（上流社会的装束/贼的身份）。当然，这样的联想不免是败兴的，刘别谦并非去指出万种风情下实际泛着腐烂的气息，这插曲其实只显示某种意想不到趣味。看完他的电影，自然会想到王尔德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说的“把人分为好与坏，委实是荒唐的。人只有有趣和乏味的区别。”（刘别谦曾在1925执导这部默片）。

接下来男贼伽斯通和女贼莉莉初识的一场戏，几乎每个看完的人都要再三咀嚼，迈克这样的“文字偶像”更要妙笔生花得重新演绎一遍。影片的起初，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某男爵和某女伯爵偷欢的戏，男子彬彬有礼，女子欲拒还迎，甚至月亮都要倒映在香槟里。而隔壁的失窃案不时被插入这场完美的晚餐。这场晚餐对白的主题是：上流社会隐秘的幽会、男欢女爱的不可自持、偷盗身份的暴露与较量。刘别谦奇异地将这三个截然不同的气氛、语气、情调搅和在一起，散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愉悦味道。最后职业上的崇拜和欣赏，化作情欲，两两相抱之后，画面上只有一个空置的沙发。这是好莱坞采用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表现“性”的标准方式，男人和女人在拥抱和亲吻之后，必须淡出或者渐黑，或者直接“Theend”，其它留给观众遐想。而在刘别谦之前的（格里菲斯式的）情爱都是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状。从这个画面让我们从某个侧面能理解让·雷诺阿关于“现代好莱坞电影由刘别谦始创”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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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别谦在叙事上，手法灵活、简练、紧凑。从第一个段落过渡到第二个段落——柯列特夫人的富婆生活仅用了一个小广告，然后将她所活动的空间、所接触的人物、所热衷的交际快速的剪辑在一起，柯列特夫人的个性、习惯、情感现状、经济现状交待得清清楚楚，除了慧黠之外，颇有白描的诗味。而这个段落之后，伽斯通入住柯列特家成为夫人秘书的段落，遥相呼应，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剪接，以达到“对仗”的视听感受。这让人胡思乱想到刘别谦的父亲是一名事业有成的裁缝师，而这位裁缝的儿子对胶片的裁剪也是一流的。

刘别谦的“大都会喜剧”从来几乎都将故事背景设在国外：《天堂问题》的背景是巴黎、《生死问题》的背景在华沙、《街角小店》的背景是布达佩斯，等等。但刘别谦不拍异国情调和城市风情，异域只是他的某种游戏手段，他电影的焦点永远对准人最细微的情绪、举止、表情。尽管依然是从默剧的精致手法移植过来，但不夸张。而能表现出情绪、举止、表情的细微变化的最好题材正是“性”。别有一番滋味的“轻佻”和可笑的“风雅”混和发酵出令人微醺的气息。另一种“大都会喜剧”的催化剂是语言，《天堂问题》不时插入意大利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观众不懂也能从故意被强化的语调中得到一笑。

《天堂问题》有一个如今看似平常，却属于奥逊·威尔斯赞刘别谦“天赋与创意吓煞人”的那种段落。镜头一直对着一只闹钟，利用指针位置变化、光线的明暗，以及画外对白，讲述一夜之间，柯列特夫人和伽斯通秘书情感、关系的转变。刘别谦用一个静止镜头将原本可能会属于陈词滥调的段落、可能会冗长乏味的段落，拍得聪明劲十足。而且他对画外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和转化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也许正是这种刘别谦式的段落影响了许多导演，比如比利·怀尔德，比如小津安二郎。刘别谦的《迴转婚姻》（1924年）除了两处移动摄影，其余所有都是固定摄影，连摇拍都没有，这种手法被小津“翻拍”为他的第一部城市喜剧作品《婚姻学入门》（1930年）里。刘别谦拍摄男女关系，能够仅通过镜头之间人物视线的变化（剪辑），以及人物位置的移动（调度），简单、明了、富有趣味地展现人物情绪地趣味。

3．

杜杜曾讲《天堂问题》里面的男男女女表面谈钱和利益，骨子里仍然是谈情说爱，皆因金钱和爱情两位一体——这是典型的大都会精神。刘别谦这出“大都会爱情”有各种纠缠和转化，因是身份和职业的差异而得到最终解决。伪装成秘书的伽斯通的大盗身份，是剧情推演的关键，越接近暴露，戏就越接近高潮。在最后一晚，刘别谦利用两扇门、两扇窗和两个房间，将一男二女三角恋爱的挣扎紧张地排演出来，其中妙处只有细品才愈觉得有味道。最后，盗贼依然做回盗贼、富婆依然做回富婆。男贼伽斯通和女贼莉莉顺利踏上逍遥之路，他们依照初识的情形，在对方身上展现职业技术，再次以偷盗代替调情——二者都关乎身体。而对于“关乎身体”的“刘别谦式触动”，刘别谦本人说：“这样的东西即使存在，我亦不知道是些什么。那只存在于大家的脑海里。假如我觉醒它的存在，恐怕它就会消失。”

如果非要追究《天堂问题》为何仅仅串联起偷盗和调情就成为一时经典的话，那么王尔德在《虚无主义者薇拉》中说的话或许能派上用场，他说，“人生是个太过重要，所以不能严肃地谈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