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漫游：以《动物凶猛》为例
徐 敏
1975年，也就是当代中国发生巨变的前一年，在北京夏季的某一天，一个15岁的少年穿着当时流行的军装，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区的一座军队大院门口开始跟踪一个叫“米兰”的女孩，向南到长安街上的北京火车站站口，跟着这个女孩乘坐的1路公共汽车，向西沿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天安门广场、电报大楼、西单，看到这个女孩在工会大楼站下车，然后继续向西骑行到木樨地向北拐，尾随步行的女孩，经过曾经的中国科学院、第二工业机械部、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部行大楼所在地及其它一些街区，几乎跟女孩同时到达某栋机关宿舍楼前。他在门口等了一会，进入到了女孩的房间，对她实施了强奸。事后，这个叫“马小军”的男孩带着刚才搏斗在脸上留下的斑斑血迹，“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回到自己的家中。
这是王朔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结尾处书写的一个场景，一个虚构的男孩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的真实地点、场所与空间在这篇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结合。而在今天，30多年前的北京城市景观似乎已经面目全非，但稍微了解一点北京城市地理的人都知道，此处情节中所涉及到的北京内城城市空间格局在今天以及在可见的未来仍然稳固地保留在那里，几乎没有改变。这是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区域，是中国上层建筑及其制度的栖身之处，是国家想象的起源之地。因此，王朔的《动物凶猛》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进入到中国政治核心空间的表征。时至今日，无数的人群与车流仍然在这一区域穿行着，宏观社会历史进程仍然在把这一城市景观当作变革、发展与衰败相互交织的背景甚至是力量之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小军”，这个30多年前的中学生，在那个夏日，在他穿越中国政治中心区域的过程中，在他的跟踪及强暴一个他曾经爱恋过的女孩的过程中，在他实施犯罪后的“满足的狞笑”中，以及，在这一行为与当时北京政治空间及此一时代随后的巨变之强烈反差中，我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及至当代文化中几乎可称得上是令人震惊的一幕。在这个被主流历史观称之为一个时代的尾声或另一个时代的序曲的时刻，王朔通过《动物凶猛》而让文学尾随着 “马小军”穿越了中国现实的核心空间，如同一个无形的楔子或一股潜流，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揭开了那个特定年代中国首都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
圣城的想象
20世纪70年代前期，一般是被当代史划归为 “文革”阶段的。在这一时期，文革前期中国城市及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受到了国家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的延续，1971年的林彪事件、72年开始的中美与中日关系缓和及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并开始实施“全面整顿”政策等相继发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把过去的中国、苏联、美国相互对抗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转变为中苏对抗的新格，新国家军备及国民经济政策导致了三线城市及其工业与国防体系的国土防御空间及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工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国民经济也开始全面增长。在这一时期里，军队仍然在国家事务中占据着实质性的与象征性的双重核心地位，战争的动员状态也在国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城市知识青年到偏远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仍在持续着，整个社会的人口分布形态仍在持续地流动与变迁之中，以城市学生及青年人为主体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始退潮，国家权力重新掌控了中国城市及整个社会主导权。在林彪事件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政治体系似乎在引导着中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更为平稳、更有战略目标的国家化进程之中。
单就北京而言，在意识形态的文化表现方面，至少是从文化大革命时代开始，中国首都因其政治意义而在中国当代文化中逐步被书写成一个神圣的地点，这一城市神圣化过程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达到了高潮。国家各级政府有序安排着诸如“批林批孔”之类的政治运动及其政治节庆活动，使之纳入到了日常化的形态之中。政治活动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上层建筑展开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但对于民众而言，则是一种社会义务，它在演变成一种逐渐空洞化的形式。这一点，在《动物凶猛》中“马小军”与同伴站在长安街边一边抽烟，一边轻蔑地看着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归来途中疲惫不堪的同学这一场景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政治运动的参与只是责任与义务，而不一定是认同。政治需要重新与民众的激情相关联，这就是70年代前半期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政治歌曲创作及演唱活动，这些歌曲通过广播、书刊及节日或政治庆典活动广为传播，成为了抚慰、训导与宣泄革命激情的替代方式。在这些歌曲中，伟大领袖、神圣的北京、中国国家政治与文化地理的统一完整、不断革命等是基本的主题，引发着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想象，重新强化了领袖、国家、民族及人民之间的共同体关系，全面响应着文革后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重新国家化运动。其中，对于北京的歌唱，则起到了重塑中国政治中心的神圣性之功能。
以着名的歌曲《北京颂歌》的歌词为例：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火红的太阳，照耀在中南海上；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啊，北京啊北京，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捷报来自边疆海防，喜讯传遍村镇城乡！
啊！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
在这首歌曲中，北京被金色的太阳、祖国的心脏、领袖的居住地及它与人民的关系等维度加以书写，这些维度所组成的国家地理，是一种被卡尔·施密特称之为大陆中心主义的空间形态。北京首先以朝霞升起的地方这一种违反自然地理的文化现象而呈现出来，它让北京浸染上“金色”这样一种神话性的图腾形象。领袖，自延安时代的《东方红》以来，从被比喻为太阳，逐渐向太阳本身转变，到60、70年代得以完成，这是神或领袖形象的自然化，其意图在于塑造一种以太阳为中心意象的创世神话。因此，在其他的同时代的歌曲中，领袖经常直接就是“金色的光芒”本身（《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而在《北京颂歌》中，领袖的“居住”场所（中南海）是构建北京之神圣性的根本原因，他是空间与时间景象得以呈现的决定性因素，他与光芒之间有着相互衬托、相互指代和相互一体的关系，他的肉身、面容及其姿态总是与阳光这种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同样也经常与黎明时分闪闪发光的雨露联系在一起。在歌曲中，北京几乎丧失掉了任何城市的痕迹，它的地方性转变成一种农业性的或更具自然性的景观。作为一个神圣的地点，北京完全脱离了现代城市的景观，只剩下领袖得以存在（中南海）并显现（天安门）的空间，他同时导致北京成为启动光芒驱赶黑夜的时间起点。在70年代前半期，塑造神圣感是让北京成为一个超越性地名，使之成为一个全国人民精神性首都的重要文化策略。奇特的是，在这首歌曲中，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在讲述这一切，让所有咏叹这首歌曲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创世的宏伟时刻并能参与其中。
接下来，北京被比作成祖国的心脏，它是一个有机性的统一国家最重要的器官，它在把国家肉身化，构建了一个以工业的大庆、农业的大寨、军队的边境防线及村镇城乡所代表的中国对这一心脏的权力朝圣与附属关系。除心脏之外，整个国家及其人民都是细胞，他们需要通过艰苦的劳动、生产与斗争及满腔的赤诚才能去赢得果实与胜利去敬奉圣城与领袖的场所。整个国家在此被肉身化，这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与此同时，这首歌曲还把“心”与“星”相对应，北京在因其黎明时分的阳光、领袖与中南海而成为了中国的心脏之后，进而成为人民心中的“星”而置身于天空之上，让地上的国家与天上的王国相对应。北京在此成为了天国的化身，它几乎不再具有任何实在的地方性与世俗性。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来的中国革命史，一些在通过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大众文化形式塑造着一系列的革命空间，上海、广州、南昌、武汉、井冈山、西柏坡与延安都或多或少地被披上了神话色彩，它们既有城市，也有农村，既有早期城市革命运动的失败，也有农村革命运动的胜利，都与特定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是中国革命历史叙事的标志性场所。北京与上述城市不同，它在中国革命史上至少没有发生过任何武装斗争，不曾作为暴力革命与武装冲突的场所，相对其他革命城市空间而言，北京是革命先烈较少流下神圣的鲜血的地方。因此，北京的神圣化不是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某个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场所，而是因为，作为新政权的首都，它似乎一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终点，是革命的地理目标，是最终证明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后的场所。它依托于自然景观而构建起来的神圣性，既能升华北京作为国家核心权力机构及其权力体系之中心的社会事实，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北京作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终极场所是必然或天然的，意指着中国革命符合一种超越任何历史与社会事实的命运观。
而从城市建设方面来看，小说中“马小军”跟踪 “米兰”的线路，是截止到70年代中期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区域，这个区域不仅包含与承接着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中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首都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共和国政治空间布局方面重点打造的场所。在这一区域里，国家仪式性场所（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政治建筑物）与国家实际空间权力中心（中南海）比邻而居，长安街东西沿线则是国家上层建筑各部门按其权力等级与特性相继排列，这是在50年代确定的北京城市规划与建筑基本原则的空间再现，这一首都政治空间59年建成“十大建筑”之后得到了强化。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国家权力的建筑空间形式、美学风格、城市格局相互呼应，是国家权力针对其政府所在地所施展的特定空间战略，也是上述有关北京圣城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是一种特定的权力空间形式，它要让一个具体的城市不仅担当起国家首都的政治功能，还要在意识形态想象方面为其政治功能赋予神圣的意义，以此强化权力体系的合理性与普适性。在这里，神圣性与国家化是相互统一的。但在这个时代里，至少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在近40年的共和国首都历史中，北京还难以在城市物质形态上构建起一个完备的政治权力及其仪式展演的空间形态，北京还是一个由大型建筑与低矮的平房、宽阔的街道与狭窄的胡同、庄重的气派与浓郁的地方生活习俗，也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性与一个地方性相互混杂的城市，北京的这一城市混杂性在今天也是如此显着。但是，即便是在70年代中期，北京在首都圣城意识形态的书写、国家政治权力的城市空间展布及相关联的北京城市建设方面都呈现出了一种共同的神圣化趋势，并初步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基本城市结构、空间形式与文化形象。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动物凶猛》中“马小军” 的行为与北京70年代前期城市景观的精神冲突。王朔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书写北京的神圣化过程，但却以本文开篇的跟踪行为，复原了北京作为一座特定城市的地方性景观，以其青少年犯罪行为而与这一时期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形态形成了戏剧性反差，还以其个体性的身体快感与施暴宣告了他的北京城与作为圣城北京的意识形态断裂。或者，更进一步地，《动物凶猛》通过“马小军”这个在共和国首都成长起来的北京青少年的犯罪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城市，无论它是一个地方性城市的，还是国家性的首都，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承担起一个神圣“天国”喻意的文化形象过程中却又被其子民转化成一个世俗生存的空间，在其作为一个政治威权井然有序的运作场所时，本身都总在包含着大量的变异与分化，这些内在的变异与分化总是在突破着高度组织化的城市权力网络，不断激发着它的居民或过客赋予自己所在的城市以战场、荒原或炼狱化的想象，即使是在政治权力最为强悍的时代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看到，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在其政治地位与能量的鼎盛期，仍然具有着城市现代性的一些特征与迹象，这些特征与迹象为王朔的《动物凶猛》所捕捉与放大，从而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城市景观的内在变迁。
现在的问题是，“马小军”的行为，与首都圣城意识形态，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化进程以及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之间所构成的内在冲突，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是否只是特定年代的特定现象，它是否能构成长期的效应，它与主流历史观所认定的76年中国巨变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它对于北京乃至中国的城市文化能否产生深远的影响？
冲突的城市地理
青年学生及其所主导或参与的政治运动，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小军”是成长于北京军队大院的子弟，他错过了文革前期北京及至全国青年学生围攻学校体制、红卫兵大串连及“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激进运动，他所居住的北京军队大院除零星分布于北京各个城区外，主要集中于复兴门以西的长安街沿线上，这里汇聚了军队各指挥部门及其重要机关单位。随着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军队逐步强化了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上述区域及其建筑空间形成也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主体与政治权力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导致并守护国家空间之完整性与神圣性的核心力量。军队的这种重要性能从文革后期全国民众把军装当作日常服饰可作证明。王朔在其《看上去很美》的序言中描绘了这一时期军队大院的基本情形：
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地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看上去很美》，自序第6页）
除军队大院外，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国家各重要权力单位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大院”。在这里，大院主要分布于北京西部复兴门外区域及三里河、和平里等区域，包括国家核心权力机关、军队、纪念性建筑、文化单位、学校及重点国营企业等等，过去主要分布于城墙（相当于后来的二环）以内，现在则主要在四环之内的北京城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而构筑起首都政治空间。一般来说，它们按照自己在国家上层建筑体系中的权力等级与职能来占据相应的城区位置与面积，有些利用并逐步改造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宫殿或大宅，有的则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楼房为主要的建筑形式。越靠近天安门与中南海的单位，越具有政治权力与文化象征两个方面的重要地位。其中，军队大院一般融工作、生活、教育（学校）、娱乐设施（如剧院或操场）的综合性场所。它们大都有围墙及严密的警备保安制度而与城市其他区域相互隔离，是一个个具有院落特征的相对自足的空间。这些大院身处于北京城之中，但其政治权力是针对国家从而超越了北京的城市地方性的。而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院，则经常是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相分离的。因此，在这一时期里，只有军队大院才真正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顶端，具有极强的自我防卫性，是城区中的一个个堡垒，是国家空间的权力缩影。这些单位在相对于中心空间的政治关系是统一的，但相对于有限的政治资源，它们相互之间在一个特定城市有限的权力-空间资源意义上存在着一种既协作又竞争（而非对抗性）的关系，并通过其名称及其在国家仪式性文本中的排序来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体系。
大院，一直是新中国以来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空间。就军队单位而言是一种权力空间与实体空间高度统一的场所，但对于各个国家部委而言，大院则更多的是指象征性的权力空间而非实体空间。与此相对应，北京的“胡同”总是在象征意义上属于民居的范围，是北京市民的生活领域与生存场所。大院与胡同，在此是分析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及其象征关系的一对概念及模式，它们并不一定与实体性大院与胡同相互吻合，它们分别在象征意义上分别指称北京的国家性与地方性、政治权力与生活场所、神圣性与世俗性等等。从中国传统城市中脱离出来，在平面建筑形态上与城区相分隔，在精神高度上俯视传统建筑的城区，在空间权力上收编、改造与规训“胡同 ”，至今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的空间化追求，它们需要以其神圣的意义超越于北京的地方性城市景观之上，要成天安门或中南海成为事实与象征相结合的国家权力发布、扩张与回收的源泉，要让政治权力获得一个定点的中心，因此也需要身处北京的各个国家部委及军队大院成为中国核心权力中心的权力实施者、制度捍卫者与空间簇拥者，它们与国家权力中心一道，构成了首都的政治意义、组织体系与空间及建筑形态。而在70年代之前，毛.泽东经常是在火车上，或在旅行途中，也就是在权力非定点的与流动的状态中发布其政策指示的。而到了70年代，各种原因都共同导致着权力的定点化，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化运动，与北京的神圣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导致了国家权力必须以实体的形态呈现于城市规划、建筑景观及城市社会空间的构成之中，国家权力需要北京城市形态具有了一个既具有高度组织化特征，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各自分割的独立单元组合性与系统性特点，而军队也要在空间形式上体现出并拥有着超越国家行政权力的能量。在这个意义上说，首都的大院空间既以北京的城市地理为基础，又在制度意义上脱离北京的城市地方性。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既依附于具体城市地理，同时又超越于城市地方性的独特空间形式，大院意味着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与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城，还构成了一种权力空间与城市地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又相互隔离甚至相互冲突的关系。
生活于军队大院中的人，大都是长期而艰难的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幸存者与英雄；他们以解放者、胜利者和新一代的统治者的身份，从国家的各个战线、领域或行业中携带着各自的专长、方言与地方性，并承载着神圣的革命义务汇聚到新中国首都的等级性上层建筑体系之中；他们是被精心挑选的，必须以其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凌驾于北京城之上，是超越于北京城的领袖与国家的神圣性的护卫者，也是领袖与国家意志的坚定执行者。可以说，在城市空间地理上与国家政治中心及领袖的邻近性，导致他们被笼罩于一种神圣的光芒之中，他们是新中国政治中心里的一分子。他们作为大院的主人，不仅是新首都的主人，而且也是新中国的主人。他们必须在政治空间的意义上构造一种脱离或超越北京城的国家想象。这种国家想象，携带着其背后的国家性权力体系及其在国家地理上的分布，既在构建着北京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文化景观，也在改变着有形的北京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各个国家单位的行政权力功能与特定的大院生活以基础，北京在逐步形成着一种特定的面向全国并凌驾于全国的首都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与北京旧的胡同文化不同，而且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象征性的“胡同”当作需要去全面改造、控制、收编与压抑的对象。《动物凶猛》正是因其深深扎根于大院这种特定城市场所，并与北京城市的地方性及其变迁相关联，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空间形态相缠绕而提供出了极具北京与中国特色的城市体验，这种城市体验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那种最严格的大院里，人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或娱乐，都处于一个相互熟悉而又相互监视的相对封闭的人际环境之中，大院子弟也自然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人际关联。大院里的人，都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重要的主体。大院给予其成员一种集体生活式的、有着共同价值认同的家园感，还有着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更好的生活设施与物质条件。与此相对应，大院子弟，则似乎天生就是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候选人，他们从小就能比一般少年儿童更多的接触到了国家权力体系的动作规则，了解上层建筑的等级性，从小就感受到自己与自己的父辈都同样身处一个更大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不仅是权力行使与更替的空间，而且也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文化地理（如“广阔天地”或“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之类的歌词）、领袖的居所（“天安门”）、战友情谊及战斗豪情等所组建的共同体想象之中，是一种能激发升华的崇高体验的感性空间。这是一种神圣而宏观的国家空间，它超越于具体的城市及国家地理之上和之外。而自新中国以来，一代一代的北京大院子弟如同全中国的少年儿童一样，都要经受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及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都被书写进了他们的学校教育体系之中。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尤其是能够得到较好教育的城市儿童，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知识、技能、纪律教育，都与这种国家化的激情空间密切相连。他们自小就时刻被告诫道：我们今天是“天堂”般的祖国花园里的花朵，明天必将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这里，“主人”意义包括：继承者，如《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曲所表述的，这是一种被领袖宣称为全世界人民都在为之奋斗的宏大革命事业历程里当之无愧的后代；主角，《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所吟唱的那样，他们总会或终将置身于自我想象性的并受到众人关注与敬仰的舞台中心；战士或守护者，即与敬爱领袖在一起，或置身于国家地理的边防线或想象的战争前线，誓死保卫领袖与国家；牺牲者，他们必将以身体与精神的牺牲来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并永远活在人们的史诗般的颂扬与充满泪水的怀念之中。显然，祖国“未来的主人翁”是主人和战士的结合体，是国家神圣事业主要的献身者与祭品，只有不息的战斗或奋斗，才能让我们胜利到达有如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个主人或主角的位置，一个永恒的舞台中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战斗的军人，无论是童年装扮的军人，还是成年时期服兵役的真正军人，都是这种主人的想象化身。这种想象是少年儿童的知识、技能与品德教育的目的，以一种彼岸性的召唤或征询而成为儿童认字、歌唱、数数及游戏教育的主题，让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自我激发的、激动人心的想象状态中来统摄对现实、对家庭、对自我的理解，并把革命的抽象政治意义，转化成他们担当主角的空间性想象。所以，在知识、情感与想象领域，“马小军”们自小是按照未来的国家主人来被许诺与感召的。北京大院以及遍及全国的国家核心权力体系的各种大院里的子弟，基于他们所身处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自然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优先继承人，他们自出生起就成长于神圣的场所，与自己的父辈构成了一个为获得更大的胜利而前赴后继的战斗队列，他们似乎能天经地义地接过父辈的权力，因而是共和国的优等公民，天然就具有高人一筹的革命贵族地位。
在《动物凶猛》中，王朔几次书写了这种源自青少年内心世界的想象。如，“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还有，“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以及，“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无论上述想象多么虚幻与幼稚，它们都在表明，中学时代的“马小军”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了战争中的主角，一个战功卓着的革命将领。这是一种独特的有关国家与时代主人的想象。显然，在7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有着无数的青少年都有着这样的幻想。而正是在相似的意义上，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让青少年幻想着争做未来主人翁的体制，这种体制至少在心理层面上一直到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仍然对于中国青年有着巨大的感召力。
在70 年代前期，当文革前期的红卫兵运动开始陷入低潮，当城市中学毕业生们去农村“上山下乡”，当幻想着成为国家主人翁的青少年们忍受着未来注定无用的知识教育，当军队大院里的军官们忙于国际冷战而让他们的孩子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在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政策而着力于提升国家实力，正是在这时，在空荡荡的北京城里，“马小军”们已经逐步成长为城市里的主角了。
漫游北京城
作为国家首都，北京是大院的北京，也就是中国的院落型权力中心场所。从国家意义上说，北京只需要有大院就已经足够了。由“马小军”所代表的国家各重要权力机关的子女们，以大院为根据地结成了青少年帮派，与其他大院帮派结盟或对峙；他们经常游逛于北京大街小巷之中，在“莫斯科餐厅”喝酒或在王府井聚会；他们说一种主要以北京方言为标准音，开始组建一种由政治意识形态相干术语与胡同俚语相结合而成的新型语言。还有打群架或追逐女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和国自己养育的第一代城市浪荡子已经诞生了。即使他们是不良少年、小流氓或新时代的“八旗子弟”，也在以一种等级性与门户性的上-下、中心-边缘模式与首都（中央）-地方来划分着同一座北京城，同时也开始以一种漫游深入到了北京城之中。散落于北京城区的各个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的主人，而广大城区非国家权力单位中的普通人或老百姓，则是身处首都的政治空间之中的臣民，一座地理上统一并密切相关的北京城，在他们的眼中，也在普通市民的眼中被分成了两个主人-臣民的空间等级。这显然是一种与政治权力及其空间想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城市经验，这种城市经验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中，甚至在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中都能得到体现与复制。
在“马小军”的眼中，他们城市主人的身份需要在穿越包括“胡同”在内的整个北京城的过程中，在把整个城市当成其领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这些未来的主人翁们提前挪用了其国家空间叙事的许诺，在70年代中期国家的激情化理想、城市不动产的公有化体制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所渲染出的世界大战前夕的时代精神氛围中，这些青少年时常巡游与穿梭于城区之中，他们是这一时代无所事事的闲逛者与“狩猎者”，他们需要在寻找同伴、配偶与敌对帮派的同时，把一个神圣的国家空间与一个来自青少年身体的快感空间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小军”们把文革前期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当作了一种弱肉强食的旷野，即便那些最重要的政治性场所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凶猛的食肉兽才会占据生物链的顶端（这正是《动物凶猛》这一篇名的基本喻意）。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马小军”们于7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的城市漫游过程中，北京重新恢复了城市本身的形态，并同时挪用与瓦解了神话性的国家权力空间。
除学校与家庭之外，“马小军”当年的活动及其场所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秘密约会的地点，一般由团伙某个有较充裕住房或其家长不在家时的成员提供，地处大院之内，他们在这里抽烟、闲聊或约会，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据点；二是打斗的地点，一般是在夜晚的某个胡同里或其他能够逃避管制的城市偏僻场所；三是公开聚会的地点，以当时北京城里的一些热点消费场所为主，如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王府井、西单商场楼上的某个冰室或某个街道旁一家今天已经不见踪影的小餐馆等等，他们在这里聚会娱乐，喝酒或仅仅只是仪式性的自我展示（“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上述分布于大院、胡同及街道的地点，是青春期的“马小军”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与青少年的身体快感及他们未来主人翁的自我身份认同有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空间，一种以女孩为中心的追逐、跟踪、结识（“拍婆子”）与想象的空间（“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那时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 ”）。女孩，在城市的各个具体地点游动，她（们）引领着青少年的身体而构建起一个城市地图，她们在“马小军”这群人的眼中是一个个流动的景观，她们散落于城市各个角落，能激发起男孩们对于城市景观的想象，也在把“大院”与“胡同”关联到一个统一的城市空间之内。而所有这些行为与场所，都在组建着一个不同于 “圣城意识形态想象”与国家抽象权力空间的地方性城市。在这些漫游的日子里，国家权力的管制是他们的对立面，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会突如其来地介入到他们的漫游行为中，给予他们以打击，也给予人他们锤炼自己躲避的经验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马小军”还是一个小偷，一个能自由穿行于他人家庭与住宅的偷窥者，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市景观的观光客。我把王朔在《动物凶猛》中的这种人物塑造看成是有关中国城市的文学书写的一次重要贡献。一个成长于大院的未来主人翁，一个城市巡游者与一个小偷三种相互矛盾及相互冲突的身份之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中城市“ 游手好闲者”的形象刻画，并在波德莱尔笔下的 flâneur 母题上加入了第三世界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特点。小偷，一个因无聊而进入到他人领地中，从打开别人家的房门这一事实中体会到快感，窥探他人生活秘密（那个年代几乎是最没有私人秘密的了），寻找他人小额财物（普遍的贫乏物质生活）并期待着有所发现，并需要时刻逃避着军人父亲、学校、警察等国家权力监控的男孩，他同时还是权力的隐秘眼睛，是一种全景敞视式的权力的延伸形式，他以未来主人的身份合情但又非法地潜入到了那个时代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全面监测之中，他盗用了政治权力的效能，同时又是这种权力的自然延伸。正因为如此，尽管“马小军”对于政治权力本身是无知的，但他并没有让这一权力只停留于象征的意义上，而是实质性的运用了它，从而走到了这一权力的对立面。他不仅只是那个时代最为了解城市生活秘密的人，而且他还制造了一种城市空间，用漫游编织出了大院与胡同的裂隙，让地方性城市景观得以呈现出来，并让圣城被化解到了北京的世俗生活之中。他几乎判定，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除了这种横跨不同城市空间的隐秘漫游之外，几乎没有秘密可言。然而，他终于还是看到了那个叫“米兰”的女孩的照片：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
就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而言，我把上述情节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所叙述的当代城市体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一次发生于革命时代有关城市现代性的视觉遭遇，一次因视觉遭遇而发生的文化断裂。在上述梦幻性的情景中，一张女孩的彩色照片及其她的神情所引发的近于无限的暗示神情，瞬间替代了“神”的形象，对美丽女孩的欲望因而替代了对“神”的崇敬，老人被转换成了少女，领袖被转换成了猎物，纯粹的精神化想象同时也被转化成了一种身心合一的迷恋。如果说，领袖是一种神圣权力充溢其身体之外的生命体的话，那么，照片中的少女，其相对于男孩而言的魅力则刚好充裕于其身体之中，是一种没有其他附加事物的纯粹的身体。这是反神学的时刻，这是朝向身体的反升华的时刻，这是发生于男孩－女孩之间的身体焦虑与渴望克服这一距离并占有对方的时刻。城市也因此而表现为一种激发焦虑的场所。这种时刻也同样发生于诗人食指的《这是八点四分的北京》（1968年：“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北岛《结局或开始》中断裂性历史意识的表述之中，甚至也发生于后来大陆与邓丽君甜美的歌声相遇中。几乎在同一时代的台湾，罗大佑的歌曲《未来的主人翁》对此类视觉遭遇也有类似的表达，而在90年代，大陆的崔健则以其《红旗下的蛋》再次书写了由王朔所发现的文化主题。可以说，王朔为中国当代城市现代性之起源制作了一种来自于青少年身体本能欲望的一种模型，一个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与米兰的视觉遭遇及其后的迷恋、追逐与强暴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既符合国家主人的权力逻辑，这是想象性的国家主人以其想象的方式行使其权力的一种极端方式。对“米兰”的想象性占有（“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既是把未来主人翁与城市漫游者身份裂隙、大院与胡同的二元化、圣城与尘世的相互背离进行缝合的一种方式，同时又在揭示出这种神圣逻辑一旦现实化所必然遭遇到的问题。想象中的主人与现实中的罪犯二重性，合并于“马小军”的身份、内心世界与行为之中，他所占有的既是他本应该占有的，也是他所非法占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视觉遭遇既是一次文化断裂，同时也是青年城市文化对于政治权力及其话语的一次突围。一个大院子弟正是在此一过程中，在他游走于圣城并把首都转变为一座城市的过程中，在他被国家权力所感召与驱使并把城市当作自己狩猎的领地的过程中，在他往返于国家政治体系与城市生活空间的过程中，他对“米兰”所做的一切如同一种原罪，导致他同时完成了一次从天堂向尘世、从国家的“大院”向地方性的“胡同”、从革命接班人的队列向孤独的浪荡子的坠落。而这也正是小说结尾的涵义之所在。“我站在五米跳台上，……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平……，在一片鸦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紧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毕竟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一旦“马小军”走出了神圣的场所，那么他只能在城市游荡而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说，把国家空间转变为城市世俗社会生活，突出它们之间的多重关系，揭示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想象及其召唤、城市空间特征、主体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并以此预示一个社会主义城市时代的到来，是王朔在《动物凶猛》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的话，那么，通过塑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游手好闲者，通过把这个中国式的当代城市漫游者寄生于一个小偷身上，王朔赢得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结语
写于 1991年的《动物凶猛》采取的是回忆的叙述。王朔在小说中经常会提到他在撒谎，在编一个虚构的故事，或对某一情节是否真实或虚构也无法辨认。即便如此，王朔的《动物凶猛》仍然是当代文学以罕见的方式书写了70年代北京大量的真实场所。在真实城市及其着名的场所面前，虚构的故事在此表达了那个年代源自于一种年轻人以及那个时代的特有精神气质，那是一种与宏观历史的巨变论、文化方面的断裂论不相一致的、或是在它们之下的一种连续性的缓慢变迁。那些曾经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重要政治力量的年轻人，在1968年之后，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思想批判、灵魂背叛与身体漫游，已经开始为1976年的变革做着各种精神的准备，一种与初生的城市体验密切相关而且是缓慢积累的精神后果，必将以“马小军”那样的突发性事件或遭遇而呈现出来。那些过去成长于中国各个大院的共和国子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然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力量，但是，曾经神圣的政治学说与它所预设的接班人之间双向分离互相抛弃了。城市以其挟带的一切景观，慢慢突显于这个巨大的断裂带之中，直到今天这个繁华纷杂的时代，而其中的国家政治权力运作，已经在以更隐晦、更为灵活、更具交换性因此也更为世俗的方式进行着，它力图让过去的“大院”与“胡同”不再呈现出过去那种赤裸裸的对立，相反，它希望一切都以特定城市景观的方式再现出来，只在一种的意义上去影响当代中国城市的空间形态及我们的城市体验。这一切，也被王朔的其他作品已经书写出来了。
（载《上海文化》创刊号，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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