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漫游：以《动物凶猛》为例

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漫游：以《动物凶猛》为例



徐 敏









1975年，也就是当代中国发生巨变的前一年，在北京夏季的某一天，一个15岁的少年穿着当时流行的军装，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区的一座军队大院门口开始跟踪一个叫“米兰”的女孩，向南到长安街上的北京火车站站口，跟着这个女孩乘坐的1路公共汽车，向西沿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天安门广场、电报大楼、西单，看到这个女孩在工会大楼站下车，然后继续向西骑行到木樨地向北拐，尾随步行的女孩，经过曾经的中国科学院、第二工业机械部、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部行大楼所在地及其它一些街区，几乎跟女孩同时到达某栋机关宿舍楼前。他在门口等了一会，进入到了女孩的房间，对她实施了强奸。事后，这个叫“马小军”的男孩带着刚才搏斗在脸上留下的斑斑血迹，“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回到自己的家中。



这是王朔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结尾处书写的一个场景，一个虚构的男孩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的真实地点、场所与空间在这篇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结合。而在今天，30多年前的北京城市景观似乎已经面目全非，但稍微了解一点北京城市地理的人都知道，此处情节中所涉及到的北京内城城市空间格局在今天以及在可见的未来仍然稳固地保留在那里，几乎没有改变。这是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区域，是中国上层建筑及其制度的栖身之处，是国家想象的起源之地。因此，王朔的《动物凶猛》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进入到中国政治核心空间的表征。时至今日，无数的人群与车流仍然在这一区域穿行着，宏观社会历史进程仍然在把这一城市景观当作变革、发展与衰败相互交织的背景甚至是力量之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小军”，这个30多年前的中学生，在那个夏日，在他穿越中国政治中心区域的过程中，在他的跟踪及强暴一个他曾经爱恋过的女孩的过程中，在他实施犯罪后的“满足的狞笑”中，以及，在这一行为与当时北京政治空间及此一时代随后的巨变之强烈反差中，我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及至当代文化中几乎可称得上是令人震惊的一幕。在这个被主流历史观称之为一个时代的尾声或另一个时代的序曲的时刻，王朔通过《动物凶猛》而让文学尾随着 “马小军”穿越了中国现实的核心空间，如同一个无形的楔子或一股潜流，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揭开了那个特定年代中国首都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





圣城的想象



20世纪70年代前期，一般是被当代史划归为 “文革”阶段的。在这一时期，文革前期中国城市及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受到了国家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的延续，1971年的林彪事件、72年开始的中美与中日关系缓和及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并开始实施“全面整顿”政策等相继发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把过去的中国、苏联、美国相互对抗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转变为中苏对抗的新格，新国家军备及国民经济政策导致了三线城市及其工业与国防体系的国土防御空间及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工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国民经济也开始全面增长。在这一时期里，军队仍然在国家事务中占据着实质性的与象征性的双重核心地位，战争的动员状态也在国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城市知识青年到偏远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仍在持续着，整个社会的人口分布形态仍在持续地流动与变迁之中，以城市学生及青年人为主体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始退潮，国家权力重新掌控了中国城市及整个社会主导权。在林彪事件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政治体系似乎在引导着中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更为平稳、更有战略目标的国家化进程之中。



单就北京而言，在意识形态的文化表现方面，至少是从文化大革命时代开始，中国首都因其政治意义而在中国当代文化中逐步被书写成一个神圣的地点，这一城市神圣化过程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达到了高潮。国家各级政府有序安排着诸如“批林批孔”之类的政治运动及其政治节庆活动，使之纳入到了日常化的形态之中。政治活动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上层建筑展开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但对于民众而言，则是一种社会义务，它在演变成一种逐渐空洞化的形式。这一点，在《动物凶猛》中“马小军”与同伴站在长安街边一边抽烟，一边轻蔑地看着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归来途中疲惫不堪的同学这一场景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政治运动的参与只是责任与义务，而不一定是认同。政治需要重新与民众的激情相关联，这就是70年代前半期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政治歌曲创作及演唱活动，这些歌曲通过广播、书刊及节日或政治庆典活动广为传播，成为了抚慰、训导与宣泄革命激情的替代方式。在这些歌曲中，伟大领袖、神圣的北京、中国国家政治与文化地理的统一完整、不断革命等是基本的主题，引发着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想象，重新强化了领袖、国家、民族及人民之间的共同体关系，全面响应着文革后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重新国家化运动。其中，对于北京的歌唱，则起到了重塑中国政治中心的神圣性之功能。



以着名的歌曲《北京颂歌》的歌词为例：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火红的太阳，照耀在中南海上；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啊，北京啊北京，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捷报来自边疆海防，喜讯传遍村镇城乡！

啊！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



在这首歌曲中，北京被金色的太阳、祖国的心脏、领袖的居住地及它与人民的关系等维度加以书写，这些维度所组成的国家地理，是一种被卡尔·施密特称之为大陆中心主义的空间形态。北京首先以朝霞升起的地方这一种违反自然地理的文化现象而呈现出来，它让北京浸染上“金色”这样一种神话性的图腾形象。领袖，自延安时代的《东方红》以来，从被比喻为太阳，逐渐向太阳本身转变，到60、70年代得以完成，这是神或领袖形象的自然化，其意图在于塑造一种以太阳为中心意象的创世神话。因此，在其他的同时代的歌曲中，领袖经常直接就是“金色的光芒”本身（《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而在《北京颂歌》中，领袖的“居住”场所（中南海）是构建北京之神圣性的根本原因，他是空间与时间景象得以呈现的决定性因素，他与光芒之间有着相互衬托、相互指代和相互一体的关系，他的肉身、面容及其姿态总是与阳光这种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同样也经常与黎明时分闪闪发光的雨露联系在一起。在歌曲中，北京几乎丧失掉了任何城市的痕迹，它的地方性转变成一种农业性的或更具自然性的景观。作为一个神圣的地点，北京完全脱离了现代城市的景观，只剩下领袖得以存在（中南海）并显现（天安门）的空间，他同时导致北京成为启动光芒驱赶黑夜的时间起点。在70年代前半期，塑造神圣感是让北京成为一个超越性地名，使之成为一个全国人民精神性首都的重要文化策略。奇特的是，在这首歌曲中，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在讲述这一切，让所有咏叹这首歌曲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创世的宏伟时刻并能参与其中。



接下来，北京被比作成祖国的心脏，它是一个有机性的统一国家最重要的器官，它在把国家肉身化，构建了一个以工业的大庆、农业的大寨、军队的边境防线及村镇城乡所代表的中国对这一心脏的权力朝圣与附属关系。除心脏之外，整个国家及其人民都是细胞，他们需要通过艰苦的劳动、生产与斗争及满腔的赤诚才能去赢得果实与胜利去敬奉圣城与领袖的场所。整个国家在此被肉身化，这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与此同时，这首歌曲还把“心”与“星”相对应，北京在因其黎明时分的阳光、领袖与中南海而成为了中国的心脏之后，进而成为人民心中的“星”而置身于天空之上，让地上的国家与天上的王国相对应。北京在此成为了天国的化身，它几乎不再具有任何实在的地方性与世俗性。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来的中国革命史，一些在通过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大众文化形式塑造着一系列的革命空间，上海、广州、南昌、武汉、井冈山、西柏坡与延安都或多或少地被披上了神话色彩，它们既有城市，也有农村，既有早期城市革命运动的失败，也有农村革命运动的胜利，都与特定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是中国革命历史叙事的标志性场所。北京与上述城市不同，它在中国革命史上至少没有发生过任何武装斗争，不曾作为暴力革命与武装冲突的场所，相对其他革命城市空间而言，北京是革命先烈较少流下神圣的鲜血的地方。因此，北京的神圣化不是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某个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场所，而是因为，作为新政权的首都，它似乎一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终点，是革命的地理目标，是最终证明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后的场所。它依托于自然景观而构建起来的神圣性，既能升华北京作为国家核心权力机构及其权力体系之中心的社会事实，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北京作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终极场所是必然或天然的，意指着中国革命符合一种超越任何历史与社会事实的命运观。



而从城市建设方面来看，小说中“马小军”跟踪 “米兰”的线路，是截止到70年代中期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区域，这个区域不仅包含与承接着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中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首都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共和国政治空间布局方面重点打造的场所。在这一区域里，国家仪式性场所（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政治建筑物）与国家实际空间权力中心（中南海）比邻而居，长安街东西沿线则是国家上层建筑各部门按其权力等级与特性相继排列，这是在50年代确定的北京城市规划与建筑基本原则的空间再现，这一首都政治空间59年建成“十大建筑”之后得到了强化。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国家权力的建筑空间形式、美学风格、城市格局相互呼应，是国家权力针对其政府所在地所施展的特定空间战略，也是上述有关北京圣城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是一种特定的权力空间形式，它要让一个具体的城市不仅担当起国家首都的政治功能，还要在意识形态想象方面为其政治功能赋予神圣的意义，以此强化权力体系的合理性与普适性。在这里，神圣性与国家化是相互统一的。但在这个时代里，至少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在近40年的共和国首都历史中，北京还难以在城市物质形态上构建起一个完备的政治权力及其仪式展演的空间形态，北京还是一个由大型建筑与低矮的平房、宽阔的街道与狭窄的胡同、庄重的气派与浓郁的地方生活习俗，也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性与一个地方性相互混杂的城市，北京的这一城市混杂性在今天也是如此显着。但是，即便是在70年代中期，北京在首都圣城意识形态的书写、国家政治权力的城市空间展布及相关联的北京城市建设方面都呈现出了一种共同的神圣化趋势，并初步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基本城市结构、空间形式与文化形象。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动物凶猛》中“马小军” 的行为与北京70年代前期城市景观的精神冲突。王朔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书写北京的神圣化过程，但却以本文开篇的跟踪行为，复原了北京作为一座特定城市的地方性景观，以其青少年犯罪行为而与这一时期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形态形成了戏剧性反差，还以其个体性的身体快感与施暴宣告了他的北京城与作为圣城北京的意识形态断裂。或者，更进一步地，《动物凶猛》通过“马小军”这个在共和国首都成长起来的北京青少年的犯罪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城市，无论它是一个地方性城市的，还是国家性的首都，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承担起一个神圣“天国”喻意的文化形象过程中却又被其子民转化成一个世俗生存的空间，在其作为一个政治威权井然有序的运作场所时，本身都总在包含着大量的变异与分化，这些内在的变异与分化总是在突破着高度组织化的城市权力网络，不断激发着它的居民或过客赋予自己所在的城市以战场、荒原或炼狱化的想象，即使是在政治权力最为强悍的时代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看到，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在其政治地位与能量的鼎盛期，仍然具有着城市现代性的一些特征与迹象，这些特征与迹象为王朔的《动物凶猛》所捕捉与放大，从而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城市景观的内在变迁。



现在的问题是，“马小军”的行为，与首都圣城意识形态，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化进程以及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之间所构成的内在冲突，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是否只是特定年代的特定现象，它是否能构成长期的效应，它与主流历史观所认定的76年中国巨变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它对于北京乃至中国的城市文化能否产生深远的影响？





冲突的城市地理



青年学生及其所主导或参与的政治运动，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小军”是成长于北京军队大院的子弟，他错过了文革前期北京及至全国青年学生围攻学校体制、红卫兵大串连及“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激进运动，他所居住的北京军队大院除零星分布于北京各个城区外，主要集中于复兴门以西的长安街沿线上，这里汇聚了军队各指挥部门及其重要机关单位。随着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军队逐步强化了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上述区域及其建筑空间形成也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主体与政治权力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导致并守护国家空间之完整性与神圣性的核心力量。军队的这种重要性能从文革后期全国民众把军装当作日常服饰可作证明。王朔在其《看上去很美》的序言中描绘了这一时期军队大院的基本情形：



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地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看上去很美》，自序第6页）



除军队大院外，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国家各重要权力单位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大院”。在这里，大院主要分布于北京西部复兴门外区域及三里河、和平里等区域，包括国家核心权力机关、军队、纪念性建筑、文化单位、学校及重点国营企业等等，过去主要分布于城墙（相当于后来的二环）以内，现在则主要在四环之内的北京城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而构筑起首都政治空间。一般来说，它们按照自己在国家上层建筑体系中的权力等级与职能来占据相应的城区位置与面积，有些利用并逐步改造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宫殿或大宅，有的则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楼房为主要的建筑形式。越靠近天安门与中南海的单位，越具有政治权力与文化象征两个方面的重要地位。其中，军队大院一般融工作、生活、教育（学校）、娱乐设施（如剧院或操场）的综合性场所。它们大都有围墙及严密的警备保安制度而与城市其他区域相互隔离，是一个个具有院落特征的相对自足的空间。这些大院身处于北京城之中，但其政治权力是针对国家从而超越了北京的城市地方性的。而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院，则经常是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相分离的。因此，在这一时期里，只有军队大院才真正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顶端，具有极强的自我防卫性，是城区中的一个个堡垒，是国家空间的权力缩影。这些单位在相对于中心空间的政治关系是统一的，但相对于有限的政治资源，它们相互之间在一个特定城市有限的权力-空间资源意义上存在着一种既协作又竞争（而非对抗性）的关系，并通过其名称及其在国家仪式性文本中的排序来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体系。



大院，一直是新中国以来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空间。就军队单位而言是一种权力空间与实体空间高度统一的场所，但对于各个国家部委而言，大院则更多的是指象征性的权力空间而非实体空间。与此相对应，北京的“胡同”总是在象征意义上属于民居的范围，是北京市民的生活领域与生存场所。大院与胡同，在此是分析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及其象征关系的一对概念及模式，它们并不一定与实体性大院与胡同相互吻合，它们分别在象征意义上分别指称北京的国家性与地方性、政治权力与生活场所、神圣性与世俗性等等。从中国传统城市中脱离出来，在平面建筑形态上与城区相分隔，在精神高度上俯视传统建筑的城区，在空间权力上收编、改造与规训“胡同 ”，至今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的空间化追求，它们需要以其神圣的意义超越于北京的地方性城市景观之上，要成天安门或中南海成为事实与象征相结合的国家权力发布、扩张与回收的源泉，要让政治权力获得一个定点的中心，因此也需要身处北京的各个国家部委及军队大院成为中国核心权力中心的权力实施者、制度捍卫者与空间簇拥者，它们与国家权力中心一道，构成了首都的政治意义、组织体系与空间及建筑形态。而在70年代之前，毛.泽东经常是在火车上，或在旅行途中，也就是在权力非定点的与流动的状态中发布其政策指示的。而到了70年代，各种原因都共同导致着权力的定点化，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化运动，与北京的神圣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导致了国家权力必须以实体的形态呈现于城市规划、建筑景观及城市社会空间的构成之中，国家权力需要北京城市形态具有了一个既具有高度组织化特征，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各自分割的独立单元组合性与系统性特点，而军队也要在空间形式上体现出并拥有着超越国家行政权力的能量。在这个意义上说，首都的大院空间既以北京的城市地理为基础，又在制度意义上脱离北京的城市地方性。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既依附于具体城市地理，同时又超越于城市地方性的独特空间形式，大院意味着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与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城，还构成了一种权力空间与城市地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又相互隔离甚至相互冲突的关系。



生活于军队大院中的人，大都是长期而艰难的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幸存者与英雄；他们以解放者、胜利者和新一代的统治者的身份，从国家的各个战线、领域或行业中携带着各自的专长、方言与地方性，并承载着神圣的革命义务汇聚到新中国首都的等级性上层建筑体系之中；他们是被精心挑选的，必须以其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凌驾于北京城之上，是超越于北京城的领袖与国家的神圣性的护卫者，也是领袖与国家意志的坚定执行者。可以说，在城市空间地理上与国家政治中心及领袖的邻近性，导致他们被笼罩于一种神圣的光芒之中，他们是新中国政治中心里的一分子。他们作为大院的主人，不仅是新首都的主人，而且也是新中国的主人。他们必须在政治空间的意义上构造一种脱离或超越北京城的国家想象。这种国家想象，携带着其背后的国家性权力体系及其在国家地理上的分布，既在构建着北京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文化景观，也在改变着有形的北京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各个国家单位的行政权力功能与特定的大院生活以基础，北京在逐步形成着一种特定的面向全国并凌驾于全国的首都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与北京旧的胡同文化不同，而且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象征性的“胡同”当作需要去全面改造、控制、收编与压抑的对象。《动物凶猛》正是因其深深扎根于大院这种特定城市场所，并与北京城市的地方性及其变迁相关联，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空间形态相缠绕而提供出了极具北京与中国特色的城市体验，这种城市体验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那种最严格的大院里，人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或娱乐，都处于一个相互熟悉而又相互监视的相对封闭的人际环境之中，大院子弟也自然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人际关联。大院里的人，都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重要的主体。大院给予其成员一种集体生活式的、有着共同价值认同的家园感，还有着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更好的生活设施与物质条件。与此相对应，大院子弟，则似乎天生就是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候选人，他们从小就能比一般少年儿童更多的接触到了国家权力体系的动作规则，了解上层建筑的等级性，从小就感受到自己与自己的父辈都同样身处一个更大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不仅是权力行使与更替的空间，而且也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文化地理（如“广阔天地”或“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之类的歌词）、领袖的居所（“天安门”）、战友情谊及战斗豪情等所组建的共同体想象之中，是一种能激发升华的崇高体验的感性空间。这是一种神圣而宏观的国家空间，它超越于具体的城市及国家地理之上和之外。而自新中国以来，一代一代的北京大院子弟如同全中国的少年儿童一样，都要经受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及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都被书写进了他们的学校教育体系之中。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尤其是能够得到较好教育的城市儿童，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知识、技能、纪律教育，都与这种国家化的激情空间密切相连。他们自小就时刻被告诫道：我们今天是“天堂”般的祖国花园里的花朵，明天必将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这里，“主人”意义包括：继承者，如《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曲所表述的，这是一种被领袖宣称为全世界人民都在为之奋斗的宏大革命事业历程里当之无愧的后代；主角，《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所吟唱的那样，他们总会或终将置身于自我想象性的并受到众人关注与敬仰的舞台中心；战士或守护者，即与敬爱领袖在一起，或置身于国家地理的边防线或想象的战争前线，誓死保卫领袖与国家；牺牲者，他们必将以身体与精神的牺牲来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并永远活在人们的史诗般的颂扬与充满泪水的怀念之中。显然，祖国“未来的主人翁”是主人和战士的结合体，是国家神圣事业主要的献身者与祭品，只有不息的战斗或奋斗，才能让我们胜利到达有如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个主人或主角的位置，一个永恒的舞台中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战斗的军人，无论是童年装扮的军人，还是成年时期服兵役的真正军人，都是这种主人的想象化身。这种想象是少年儿童的知识、技能与品德教育的目的，以一种彼岸性的召唤或征询而成为儿童认字、歌唱、数数及游戏教育的主题，让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自我激发的、激动人心的想象状态中来统摄对现实、对家庭、对自我的理解，并把革命的抽象政治意义，转化成他们担当主角的空间性想象。所以，在知识、情感与想象领域，“马小军”们自小是按照未来的国家主人来被许诺与感召的。北京大院以及遍及全国的国家核心权力体系的各种大院里的子弟，基于他们所身处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自然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优先继承人，他们自出生起就成长于神圣的场所，与自己的父辈构成了一个为获得更大的胜利而前赴后继的战斗队列，他们似乎能天经地义地接过父辈的权力，因而是共和国的优等公民，天然就具有高人一筹的革命贵族地位。



在《动物凶猛》中，王朔几次书写了这种源自青少年内心世界的想象。如，“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还有，“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以及，“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无论上述想象多么虚幻与幼稚，它们都在表明，中学时代的“马小军”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了战争中的主角，一个战功卓着的革命将领。这是一种独特的有关国家与时代主人的想象。显然，在7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有着无数的青少年都有着这样的幻想。而正是在相似的意义上，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让青少年幻想着争做未来主人翁的体制，这种体制至少在心理层面上一直到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仍然对于中国青年有着巨大的感召力。



在70 年代前期，当文革前期的红卫兵运动开始陷入低潮，当城市中学毕业生们去农村“上山下乡”，当幻想着成为国家主人翁的青少年们忍受着未来注定无用的知识教育，当军队大院里的军官们忙于国际冷战而让他们的孩子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在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政策而着力于提升国家实力，正是在这时，在空荡荡的北京城里，“马小军”们已经逐步成长为城市里的主角了。





漫游北京城



作为国家首都，北京是大院的北京，也就是中国的院落型权力中心场所。从国家意义上说，北京只需要有大院就已经足够了。由“马小军”所代表的国家各重要权力机关的子女们，以大院为根据地结成了青少年帮派，与其他大院帮派结盟或对峙；他们经常游逛于北京大街小巷之中，在“莫斯科餐厅”喝酒或在王府井聚会；他们说一种主要以北京方言为标准音，开始组建一种由政治意识形态相干术语与胡同俚语相结合而成的新型语言。还有打群架或追逐女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和国自己养育的第一代城市浪荡子已经诞生了。即使他们是不良少年、小流氓或新时代的“八旗子弟”，也在以一种等级性与门户性的上-下、中心-边缘模式与首都（中央）-地方来划分着同一座北京城，同时也开始以一种漫游深入到了北京城之中。散落于北京城区的各个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的主人，而广大城区非国家权力单位中的普通人或老百姓，则是身处首都的政治空间之中的臣民，一座地理上统一并密切相关的北京城，在他们的眼中，也在普通市民的眼中被分成了两个主人-臣民的空间等级。这显然是一种与政治权力及其空间想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城市经验，这种城市经验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中，甚至在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中都能得到体现与复制。



在“马小军”的眼中，他们城市主人的身份需要在穿越包括“胡同”在内的整个北京城的过程中，在把整个城市当成其领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这些未来的主人翁们提前挪用了其国家空间叙事的许诺，在70年代中期国家的激情化理想、城市不动产的公有化体制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所渲染出的世界大战前夕的时代精神氛围中，这些青少年时常巡游与穿梭于城区之中，他们是这一时代无所事事的闲逛者与“狩猎者”，他们需要在寻找同伴、配偶与敌对帮派的同时，把一个神圣的国家空间与一个来自青少年身体的快感空间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小军”们把文革前期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当作了一种弱肉强食的旷野，即便那些最重要的政治性场所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凶猛的食肉兽才会占据生物链的顶端（这正是《动物凶猛》这一篇名的基本喻意）。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马小军”们于7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的城市漫游过程中，北京重新恢复了城市本身的形态，并同时挪用与瓦解了神话性的国家权力空间。



除学校与家庭之外，“马小军”当年的活动及其场所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秘密约会的地点，一般由团伙某个有较充裕住房或其家长不在家时的成员提供，地处大院之内，他们在这里抽烟、闲聊或约会，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据点；二是打斗的地点，一般是在夜晚的某个胡同里或其他能够逃避管制的城市偏僻场所；三是公开聚会的地点，以当时北京城里的一些热点消费场所为主，如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王府井、西单商场楼上的某个冰室或某个街道旁一家今天已经不见踪影的小餐馆等等，他们在这里聚会娱乐，喝酒或仅仅只是仪式性的自我展示（“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上述分布于大院、胡同及街道的地点，是青春期的“马小军”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与青少年的身体快感及他们未来主人翁的自我身份认同有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空间，一种以女孩为中心的追逐、跟踪、结识（“拍婆子”）与想象的空间（“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那时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 ”）。女孩，在城市的各个具体地点游动，她（们）引领着青少年的身体而构建起一个城市地图，她们在“马小军”这群人的眼中是一个个流动的景观，她们散落于城市各个角落，能激发起男孩们对于城市景观的想象，也在把“大院”与“胡同”关联到一个统一的城市空间之内。而所有这些行为与场所，都在组建着一个不同于 “圣城意识形态想象”与国家抽象权力空间的地方性城市。在这些漫游的日子里，国家权力的管制是他们的对立面，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会突如其来地介入到他们的漫游行为中，给予他们以打击，也给予人他们锤炼自己躲避的经验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马小军”还是一个小偷，一个能自由穿行于他人家庭与住宅的偷窥者，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市景观的观光客。我把王朔在《动物凶猛》中的这种人物塑造看成是有关中国城市的文学书写的一次重要贡献。一个成长于大院的未来主人翁，一个城市巡游者与一个小偷三种相互矛盾及相互冲突的身份之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中城市“ 游手好闲者”的形象刻画，并在波德莱尔笔下的 flâneur 母题上加入了第三世界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特点。小偷，一个因无聊而进入到他人领地中，从打开别人家的房门这一事实中体会到快感，窥探他人生活秘密（那个年代几乎是最没有私人秘密的了），寻找他人小额财物（普遍的贫乏物质生活）并期待着有所发现，并需要时刻逃避着军人父亲、学校、警察等国家权力监控的男孩，他同时还是权力的隐秘眼睛，是一种全景敞视式的权力的延伸形式，他以未来主人的身份合情但又非法地潜入到了那个时代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全面监测之中，他盗用了政治权力的效能，同时又是这种权力的自然延伸。正因为如此，尽管“马小军”对于政治权力本身是无知的，但他并没有让这一权力只停留于象征的意义上，而是实质性的运用了它，从而走到了这一权力的对立面。他不仅只是那个时代最为了解城市生活秘密的人，而且他还制造了一种城市空间，用漫游编织出了大院与胡同的裂隙，让地方性城市景观得以呈现出来，并让圣城被化解到了北京的世俗生活之中。他几乎判定，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除了这种横跨不同城市空间的隐秘漫游之外，几乎没有秘密可言。然而，他终于还是看到了那个叫“米兰”的女孩的照片：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



就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而言，我把上述情节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所叙述的当代城市体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一次发生于革命时代有关城市现代性的视觉遭遇，一次因视觉遭遇而发生的文化断裂。在上述梦幻性的情景中，一张女孩的彩色照片及其她的神情所引发的近于无限的暗示神情，瞬间替代了“神”的形象，对美丽女孩的欲望因而替代了对“神”的崇敬，老人被转换成了少女，领袖被转换成了猎物，纯粹的精神化想象同时也被转化成了一种身心合一的迷恋。如果说，领袖是一种神圣权力充溢其身体之外的生命体的话，那么，照片中的少女，其相对于男孩而言的魅力则刚好充裕于其身体之中，是一种没有其他附加事物的纯粹的身体。这是反神学的时刻，这是朝向身体的反升华的时刻，这是发生于男孩－女孩之间的身体焦虑与渴望克服这一距离并占有对方的时刻。城市也因此而表现为一种激发焦虑的场所。这种时刻也同样发生于诗人食指的《这是八点四分的北京》（1968年：“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北岛《结局或开始》中断裂性历史意识的表述之中，甚至也发生于后来大陆与邓丽君甜美的歌声相遇中。几乎在同一时代的台湾，罗大佑的歌曲《未来的主人翁》对此类视觉遭遇也有类似的表达，而在90年代，大陆的崔健则以其《红旗下的蛋》再次书写了由王朔所发现的文化主题。可以说，王朔为中国当代城市现代性之起源制作了一种来自于青少年身体本能欲望的一种模型，一个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与米兰的视觉遭遇及其后的迷恋、追逐与强暴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既符合国家主人的权力逻辑，这是想象性的国家主人以其想象的方式行使其权力的一种极端方式。对“米兰”的想象性占有（“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既是把未来主人翁与城市漫游者身份裂隙、大院与胡同的二元化、圣城与尘世的相互背离进行缝合的一种方式，同时又在揭示出这种神圣逻辑一旦现实化所必然遭遇到的问题。想象中的主人与现实中的罪犯二重性，合并于“马小军”的身份、内心世界与行为之中，他所占有的既是他本应该占有的，也是他所非法占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视觉遭遇既是一次文化断裂，同时也是青年城市文化对于政治权力及其话语的一次突围。一个大院子弟正是在此一过程中，在他游走于圣城并把首都转变为一座城市的过程中，在他被国家权力所感召与驱使并把城市当作自己狩猎的领地的过程中，在他往返于国家政治体系与城市生活空间的过程中，他对“米兰”所做的一切如同一种原罪，导致他同时完成了一次从天堂向尘世、从国家的“大院”向地方性的“胡同”、从革命接班人的队列向孤独的浪荡子的坠落。而这也正是小说结尾的涵义之所在。“我站在五米跳台上，……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平……，在一片鸦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紧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毕竟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一旦“马小军”走出了神圣的场所，那么他只能在城市游荡而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说，把国家空间转变为城市世俗社会生活，突出它们之间的多重关系，揭示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想象及其召唤、城市空间特征、主体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并以此预示一个社会主义城市时代的到来，是王朔在《动物凶猛》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的话，那么，通过塑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游手好闲者，通过把这个中国式的当代城市漫游者寄生于一个小偷身上，王朔赢得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结语



写于 1991年的《动物凶猛》采取的是回忆的叙述。王朔在小说中经常会提到他在撒谎，在编一个虚构的故事，或对某一情节是否真实或虚构也无法辨认。即便如此，王朔的《动物凶猛》仍然是当代文学以罕见的方式书写了70年代北京大量的真实场所。在真实城市及其着名的场所面前，虚构的故事在此表达了那个年代源自于一种年轻人以及那个时代的特有精神气质，那是一种与宏观历史的巨变论、文化方面的断裂论不相一致的、或是在它们之下的一种连续性的缓慢变迁。那些曾经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重要政治力量的年轻人，在1968年之后，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思想批判、灵魂背叛与身体漫游，已经开始为1976年的变革做着各种精神的准备，一种与初生的城市体验密切相关而且是缓慢积累的精神后果，必将以“马小军”那样的突发性事件或遭遇而呈现出来。那些过去成长于中国各个大院的共和国子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然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力量，但是，曾经神圣的政治学说与它所预设的接班人之间双向分离互相抛弃了。城市以其挟带的一切景观，慢慢突显于这个巨大的断裂带之中，直到今天这个繁华纷杂的时代，而其中的国家政治权力运作，已经在以更隐晦、更为灵活、更具交换性因此也更为世俗的方式进行着，它力图让过去的“大院”与“胡同”不再呈现出过去那种赤裸裸的对立，相反，它希望一切都以特定城市景观的方式再现出来，只在一种的意义上去影响当代中国城市的空间形态及我们的城市体验。这一切，也被王朔的其他作品已经书写出来了。





（载《上海文化》创刊号，2009年1月）

题目：中国采用了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我们将采用它的专制统治吗？

China Adopted Our Capitalist Model -- Will We Adopt Their Despotism?By Slavoj Zizek, In These TimesPosted on December 15, 2007, Printed on January 4, 2008http://www.alternet.org/story/69788/

题目：中国采用了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我们将采用它的专制统治吗？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The explosion of capitalism in China has many Westerners asking when political democracy -- as the "natural" accompaniment of capitalism -- will emerge. But a closer look quickly dispels any such hope.

当资本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很多西方的观察者都会问，政治上的民主（作为资本主义“自然伴随物”）何时才会到来。然而，当我们仔细看清中国的现状时，基本上很快就会打消这种希望。

Modern-day China is not an oriental-despotic distortion of capitalism, but rather the repetition of capitalism's development in Europe itself.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most European states were far from democratic. And if they were democratic (as was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it was only a democracy of the propertied liberal elite, not of the workers. Conditions for capitalism were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a brutal state dictatorship, very much like today's China. The state legalized violent expropriations of the common people, which turned them proletarian. The state then disciplined them, teaching them to conform to their new ancilliary role.

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东方专制的扭曲版本，而是一个欧洲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翻版。在近代早期，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离民主还有一段距离。而且那时候，如果它们是民主国家的话（如17世纪荷兰的），也只不过是有财产的自由主义精英的民主，而不是工人的民主，而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条件当时就是由野蛮粗暴的国家专断权力创造，并维持下去的。这一点，与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过去，中国合法化了各种剥夺老百姓财产权的野蛮暴力，使普通老百姓成为了无产阶级，然后，国家再对其进行规训，教育他们去适应新的辅助型角色。

The features we identify today with liberal democracy and freedom (trade unions, universal vote, freedom of the press, etc.) are far from natural fruits of capitalism. The lower classes won them by waging long, difficult struggles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Recall the list of demands that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de 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most of them -- such as a progressive income tax, free public education and abolishing child labor -- are today widely accepted in "bourgeois" democracies, and all were gained as the result of popular struggles.

那些今天我们所熟知自由民主的特征（工会，普选，出版自由等）其实都远非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中下阶层在19世纪当中，通过发动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才争取到这些权利。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那一系列的要求，除了要废除私有产权以外，大部分的这些要求——如累进所得税，免费的公共教育，禁止使用童工等——这些在今日的“资产阶级”民主当中经已被广泛采纳和接受的权利，实际上全都是普通老百姓一直以来斗争的结果。

So there is nothing exotic in today's China: It is merely repeating our own forgotten past. But what about the afterthought of some Western liberal critics who ask how much faster China's development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country grown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German-British philosopher Ralf Dahrendorf has linked the increasing distrust in democracy to the fact that, after every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 road to new prosperity leads through a "valley of tears." In other words, after the breakdown of state socialism, a country cannot immediately become a successful market economy. The limited -- but real -- socialist welfare and security have to be dismantled, and these first steps are necessary and painful. For Dahrendorf, this passage through the "valley of tears" lasts longer than the average period between democratic elections. As a result, the temptation is great for leaders of a democratic country to postpone difficult changes for short-term electoral gains.

所以，在今天中国也不例外：它只是在重复我们早已忘却的过去。然而，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曾经提出疑问说假如中国进入到政治民主的状态时它的发展会可能会有多快，后来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哲学家达伦多夫曾经把民主当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与以下的这个现实联系在一起：在每一次革命以后，通往新的繁荣之路都必须要经过一个“眼泪谷”。也就是说，在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以后，一个国家是很难迅速地成为一个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体。那些有限的却又真实存在的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将被迫先要清除，这些往前迈出第一步的行动都是必需的，同时也是痛苦的。达伦多夫说，穿越“眼泪谷”的这段旅程所花的时间往往比两次民主选举间的平均周期要长。因此，对于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就会受到某种诱惑，令他们推迟重大的改革，而谋求短期的选举收益。

In Western Europe, the move from welfare state to the new global economy has involved painful renunciations, less security and less guaranteed social care. In post-Communist nations, the economic results of this new democratic order have disappointed a large strata of the population, who, in the glorious days of 1989, equated democracy with the abundance of the Western consumerist societies. And now, 20 years later, when the abundance is still missing, they blame democracy itself.

在西欧，从福利国家迈向崭新的全球化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包含着痛苦的放弃，被减少的安全措施以及难以保证的社会保障。在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面，新的民主秩序下的经济成果让社会当中的大多数阶层失望，这些阶层在1989年左右曾有某些辉煌岁月，当时，他们把民主与西方富饶的消费主义社会混为一谈。但如今，20年过去，被预期会出现的经济富庶却一直没有出现，于是这些阶层就转过头来去责怪民主。

Dahrendorf, however, fails to note the opposite temptation: The belief that, if the majority of a population resists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 enlightened elite should take power, even by non-democratic means,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a truly stable democracy. Along these lines, Newsweek columnist Fareed Zakaria points out how democracy can only "catch on"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ys that i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prematurely democratized," then economic catastrophe and political despotism will soon follow. It's no wonder, then, that today's most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developing countries (Taiwan, South Korea, Chile) have embraced full democracy only after a period of authoritarian rule.

然而，达伦多夫没有注意到另一种相反的诱惑：这种观点就是，假如大多数的民众拒绝经济上的结构性转型的话，那么那些较早觉悟的精英就应该去掌握公权力，即使是通过一种非民主的手段，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稳定的民主打下基础。按照这种观点，新闻周刊专栏专家Fareed Zakaria为我们指出，民主是如何只在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里面得到理解的。他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早熟的民主状态”，那么经济上的灾难和政治上的专断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毫无疑问，今天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台北省，南韩，智利），它们都在经历了一段威权主义统治以后，才获得充分发展的民主制度。

Isn't this line of reasoning the best argument for the Chinese way to capitalism as opposed to the Russian way? In Rus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the government adopted "shock therapy" and threw itself directly into democracy and the fast track to capitalism -- with economic bankruptcy as the result. (There are good reasons to be modestly paranoid here: Were the Western economic advisers to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who proposed this approach really as innocent as they appeared? Or were they serving U.S. strategic interests by weakening Russia economically?)

这种说法，是否就是对于为何中国会采纳一条有别于俄罗斯模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最好的回答呢？在俄罗斯，在共产主义崩溃以后，它们采取了“休克疗法”而直接进入民主制度以及通向资本主义的快速通道——当然，也伴随着经济上的破产。（在这里，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成为一个温和的偏执狂：那些向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建言让其采纳“休克疗法”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否就真的是如他们看起来的那样纯真呢？又或者说，他们是否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有心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呢？）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has followed the path of Chile and South Korea in its passage to capitalism, using unencumbered authoritarian state power to control the social costs and thus avoid chaos. The weird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Communist rule proved to be a blessing (not even) in disguise for China.

在另一方面，中国则采纳了之前智利和南韩的资本主义道路，使用毫无监管和约束的威权主义国家权力控制社会成本，从而避免社会骚乱。这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离奇的结合对于中国来说，被证明是个伪装的幸福，甚至还不能算是个幸福。

The country has developed fast, not in spite of authoritarian rule, but because of it. With Stalinist-sounding paranoia, we are left to wonder, "Maybe those who worry about China's lack of democracy are actually worried that its fast development could make it the next global superpower, thereby threatening Western primacy."

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假如我们用斯大林式貌似合理的偏执想法来思考的话，那么的确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些担心中国缺乏民主的人，可能实际上是在担心中国的高速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全球超级力量，最终威胁到西方的利益。”

Today, the traged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repeating itself as a comedy. It has become the rapid capitalist Great Leap Forward into modernization, with the old slogan "iron foundry into every village" re-emerging as "a skyscraper into every street." The supreme irony of history is that Mao Zedong himself created the id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rapi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hat was his call to the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on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n't wait for someone else to tell you what to do,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bel! So think and act for yourselves, destroy cultural relics, denounce and attack not only your elders, but also government and party officials! Swipe away the repressive state mechanisms and organize yourself in communes!

今天，在中国，昔日“大跃进运动”的悲剧以一种喜剧的形式重新上演。它变成了一场高速地奔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跃进运动，当年“大跃进运动”当中的口号“每个乡村都要有一个炼钢厂”如今变成了“每条街道上都要有一座摩天大楼”。但该段历史最大的讽刺却是毛泽东为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意识形态上的条件。还记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什么，尤其是对青年人说了什么吗？不要等其他人告诉你你要去做什么，你有反抗的权利！所以，为自己去打算和行动吧，破坏文化遗迹，不仅要去谴责和攻击你的长辈，还包括政府和政党的领导人！推翻这种压迫人的体制吧，到在人民公社当中实现自我管理吧！

And Mao's call was heard. What followed was such an explosion of unrestrained passion to delegitimize all forms of authority that, at the end, Mao had to call in the army to restore order. The paradox is that the key batt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pparatus and the denounced traditionalist enemies, but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forces that Mao himself called into being.

很多人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于是接下来就是一场无法压制的热情爆发，他们把所有形式的权力机构通通认为是不合法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不得不召来军队恢复了社会秩序。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悖论，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共产党机构和被谴责的传统主义敌人之间的重大战争，而是一场发生在共产党和被毛泽东所鼓动的那股力量之间的重大战争。

A similar dynamic is discernible in today's China. The Party resuscitates big ideological traditions in order to contain the disintegr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capitalist explosion that the Party itself created.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one should read the recent campaign in China to revive Marxism as an efficient state ideology. (Literall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S. dollars are spent on this venture.)

而在今日中国，我们通过能够清晰地发现到仍旧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力量。共产党重新激活了大型的意识形态传统，用它们来抑制共产党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分裂恶果。我们心中必须以下这一点：即最近中国开始了一场重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率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运动。（从官方文件上，我们知道有数十亿美元将会用于这个计划上面。）

Those who see this as a threat to capitalist liberalization totally miss the point. Strange as it may sound, this return of Marxism is the sign of the ultimate triumph of capitalism, the sign of its full institutionalization. For example, China has taken recent legal measures to guarantee private property, a move that the West has hailed as a crucial step toward legal stability.

那些把这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视为是一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威胁的人基本上是看错了。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奇怪，实际上，这次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的确是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是资本主义完全制度化的标志。举个例说，中国最近已经采取立法手段来保障私有产权，这一举动被西方国家赞其是迈向法律稳定性上的重要一步。

But what kind of Marxism is as appropriate for today's China? First, let's look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rxism and Leftism. Leftism is a term that refers to any talk of workers' liberation -- from free trade unions to overcoming capitalism. But the Marxist thesis says that developing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is the key to social progress, and it is this type of Marxist development that foster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tinuing fast "modernization."

但哪一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最适合今天的中国呢？第一，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和左派之间的差别，左派指的是关于工人解放的一切言论——从自由组建工会到推翻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却认为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而正是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能为持续而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培养土壤。

In today's China,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ing role can sustain rapid modernization. The official (Confucian) term is that China should become a "harmonious society."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维持快速的现代化进程。而官方（儒家）的主题则是中国应该变成一个“和谐社会”。

To put it in old Maoist terms, the main enemy may appear to be the "bourgeois" threat. But, in the eyes of the ruling elite, the main enemies are instead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fettere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rulers profit from and the threat of revolt by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把这一点放进旧的毛泽东主义里面去看，主要的敌人可能会是“资产阶级”的威胁。然而，在统治精英的眼中，主要的敌人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人想要利用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和农民企图革命的威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Last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some of its oppressive apparatuses -- including forming special units of riot police to crush popular unrest. These police are the actual social expression of what, in ideology, appears as a revival of Marxism. In 1905, Trotsky characterized tsarist Russia as "the vicious combination of the Asian knout [whip] and the European stock market." Doesn't this characterization still hold for modern-day China?

去年，中国政府加强了它某些具有压制性功能的机构的力量——包括成立特种防暴警察来压制民众的骚动。这些防暴警察的设置其实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落实到现实社会层面的一种表达。在1905年，托洛茨基就指出沙皇统治下俄罗斯的几个特征，包括“亚洲皮鞭与欧洲股票市场的残暴混合”。这一点，是否也能够概括今天中国的特征呢？

But what if the promised democratic second act that follows the authoritarian valley of tears never arrives? That is what is so unsettling about today's China: It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may not be merely a remainder of our past but a portent of our future.

但是，假如在眼泪谷之后，威权主义国家没有迎来民主的第二波运动的话， 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今天中国会感到如此不安的地方：它的威权资本主义不单单是我们过去的某个剩余物，还可能是我们未来的预兆。

Slavoj Žižek, a philosopher and psychoanalyst, i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Humanities, in Essen, Germany. He is the author of, among many other books, The Fragile Absolute and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斯拉沃热·齐泽克，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著有大量书籍，其中包括《易碎的绝对》以及《有没有人说过集权主义？》

电影为什么这样尴尬

电影为什么这样尴尬
郝 建（北京）
人民需要电影

这一两年，中国大陆电影的产量比前些年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也出现了一批艺术上有力度的好作品。这些好作品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现实、人际关系的现实，也能够以冷静老实的态度展现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物质现实。电影管理部门坚定而灵活地执行了现行文艺政策，来对待更多的具有各种思想色彩和各种历史记录的作品。这样，《孔雀》、《卡拉是条狗》、《惊蛰》、《可可西里》、《手机》，这些优秀作品与观众见面了。电影管理干部有时也加班加点，“抓”出了《十面埋伏》这样大投资、高票房的电影。
但这是跟前些年比；如果在横向上跟美国、法国、日本、大韩民国等其它国家比、跟本国的香港地区比，不管是创作人员还是观众都觉得，这里的电影市场还很不规范，优秀作品还少得很，国产电影的牌子还不够亮。今年春天我去看自己编剧的影片《危情雪夜》，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香港影片。
经常为这大陆电影繁荣的话题接受报刊、电视的记者的盘问，我总是明确地说，不是这里管理部门的官员鉴赏能力低下，也不是这里的艺术家没感觉，更不是这里的观众比其它地方的人少那么几粒艺术细胞，是我们的电影体制有问题。
全世界电影创作的90％以上是商业电影。香港电影是这样，欧洲电影也不例外。欧洲的文化非常繁荣，底蕴深厚，但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影院还是都在放商业电影。我在法国两次随便撞进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发现几个放映厅全是《希腊婚礼》、《猫鼠游戏》等美国影片。根据我以前在国内听到一些专家介绍，好像法国有点文化的人对好莱坞应该是人人喊打的。商业文化的本质就是它的大众化，应该根据大众的需要和选择决定怎么做，而不是命令式地要求百姓一定要看什么电影，怎样看电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保护少年还是保护成年人

2003年初，电影《大鸿米店》在电影局发放过公映许可证以后又在全国被拖出影院，这类情况在电影圈内被戏称为“追毙”。前一阵在全国各报刊讨论的电影分级问题也引起了电影创作者的激动和失望。
看看世界各国的分级制度，它跟审查有什么不同呢？它是一种行业自律，它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告知。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保护少年儿童，给家长的选择提供建议和参考。分级的意义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它的作用大致跟香烟盒上的焦油含量标示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差不多。就像药品要说清楚这里头有什么原料、含有哪些成分，孕妇能不能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药以后会不会犯困，能不能开车和从事高空作业。商业社会理念中的产品告知是一个契约关系，它是帮助购买者选择；而文艺审查制是规定创作者的思路、限定和代替购买者的选择。从审查者的主体身份来看，世界各国与我们也有根本差别。电影分级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都是由行业协会来做的。美国电影史上著名的海斯法典，其颁布者和执行者都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它是美国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法国的电影分级委员会也不是政府官员操办，而是由一些文学、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学者、创作者组成。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分级制都是用“建议如何如何”的词语。
审查制和分级制有重大差别：分级制的基本思路是要保护少年、儿童，审查制的实质意愿是要保护成年人。集中国五六十年的经验，查看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记录，这个思想和美感的检查实在是一个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长远来说，从连同成年人一块保护的审查制度转型到保护少年的分级制将有利于我们民族心理的成熟。

韩国电影繁荣的启示

近四五年来，韩国电影出现了井喷式的繁荣，我经常跟朋友议论说韩国电影简直拍疯了——什么类型都能拍得到位，什么题材他们都能拍出非常优秀的票房的作品。2000年，几个韩国留学生在电影学院搞电影展。面对电影学院学生对他们电影兴起原因的追问，不止一个制片人在回答中把旧电检条例的废除列为首要原因。大陆的电影创作者也一样，最关心的也是审查体制。
我看到，现在刚出道的作者反而无所顾忌，可以做得不错，而一些上了年纪的创作者，就为审查者考虑。面对自己的社会认识和艺术处理，他们自己就吓一跳，先犯起嘀咕：“这能过吗？”张艺谋在电影学院座谈和报纸杂志上发言也经常明确讲到电影审查的限制、规矩。一些不合理的标准、一些不该有的顾虑，习惯了、深入骨髓了就很难改了。对照韩国电影近年来的井喷式成功，这一点更让我们想到一些问题。

让电影在市场中生长

前不久，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送走了马林卡米兹，他是法国的MK2院线的老板。这个院线主要侧重发行艺术影片，我看李杨的《盲井》就是在那里。他来中国是想考察艺术院线的运行情况，试图寻求交流合作。但是，他大概只能失望地走了，因为中国的院线是单一制，即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城市，同一档次同一级别的院线，片商只能找到一个。据报纸报道，中影靠着手上掌握的进口影片，帮助政府部门牢牢地掌控着全国的发行渠道。发行市场垄断化、放映院线单一化使国产电影更难与观众见面。
发行的另一个中国特色是在某类影片发行时政府介入、行政手段介入。这类票房不是观众的选择决定的。例如，《十面埋伏》发行时政府职能部门及其领导就高调介入，主管领导放弃了休息出席工体的首映仪式。本来，我一直说《十面埋伏》这样的影片进行商业炒作、追求高票房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本片的宣传攻势和发行、放映的成功是非典型化、非制度化的。它的资源、运作模式如果是公平公正的，是共享的，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那才能给别的导演和制片人以信心和鼓励。可这个片子的发行有相当强的政府色彩，当然美国电影的运作也有政府撑腰，那是他们把电影当成工业产品，为其所有影片在国际市场鸣锣开道，经济学上有一个词给现在民营企业定位，叫“非制度性生存”。我觉得我们有许多影片就是非制度化繁荣、非制度化成功。有哪部片子曾享此福分，能把所有其他进口大片、国产片清干净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电影在美国的发行也有议论。今年8月14日《纽约时报》劳拉霍森写的报道就提到中国官员“逼迫”米拉麦克斯公司在美国发行《英雄》。果然，到了《英雄》在美国发行时，米拉麦克斯公司就写了篇文章表白自己是如何没法子推迟发行这部影片。

好电影诉诸人道精神

在伊朗那样的神权国家，我也没看过或者听说过他们拍摄政府需要的电影。这其中，要数美国政府最“没文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些官员文化水准低。我看美国电影是比较多的，要叫我用最简单的话总结印象，就是一个字：乱。仅就越战题材而言，它既有在战争中就反思、反战的《归家》和战后进行控诉的《野战排》、《生于7月4日》，也有鼓吹国家主义和狂热的英雄崇拜的《绿色贝雷帽》、《兰博》。美国没有一种属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它的媒体是受各种百姓思潮和利益集团支配的。
要说美国电影有主题和情感上的主旋律，仅就越南战争这件事，我们看到的影片几乎都是反战的。《现代启示录》表现美国大兵轰炸越南村庄；《生于7月4日》把一个爱国青年逐步成为反战、反政府人士的过程写得异常感人。《刺杀肯尼迪》中，凯文科斯特纳一段近10分钟的含泪独白把上至约翰逊总统，下至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机构都骂得狗血喷头，其矛头直指美国的国家机构。《国家敌人》、《烈血天空》都把体制内的异化力量作为叙事上的反面邪恶形象。对于最近的911以后的战争，迈克摩尔的政论记录片《华氏911》简直把布什写成一个白痴、一个战争狂人、一个为石油财团服务的傀儡。美国电影有自己的主导动机，类似交响音乐的主题。就我看来，美国很多好看的电影和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一样，在底层有一种各民族、各宗教可以交流、共享的基本伦理。这是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情感和人道精神。
电影最终还是要给我们营造这种共通的艺术趣味和普遍性的伦理情感。 ■

我从地方某著名大学中文系毕业，今年考上北京某著名传媒大学的研究生

我从地方某著名大学中文系毕业，今年考上北京某著名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去年

的这个时候我和许许多多的同学一样都在为考研而拼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

价，终于如愿如偿地考上了这所我一心向往的大学。然而在这里学习将近半年过

后，我却大失所望。这半年多的所经历种种事件给我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大，我已

经不敢抱任何希望，除了逃离，似乎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想把我这半年多

的经历和见闻写出来，并求助于大家，顺便请大家为我也为许许多多如我一样面

临困惑的同学指出一条出路。
一、沉甸甸的梦想和希望
我们是大学扩招后进校的，据说今年全国大学毕业人数达二百多万人，就业形势

十分严重，尤其我们这些长线专业的，找个工作更不容易。但我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是我家里准备好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二是按我的成绩我完全有把握被推荐

为本校的研究生。但我考虑再三，把这些机会都放弃了，而执意要考B学院的研究

生，因为首先，这所大学名声很大，培养了很多名人，尤其是著名的播音员、主

持人等，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是学校电视台的台长，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

的电视人，所以高考的时候就报考过这所学校，不料因为专业课没过，最终没能

如愿，这是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发誓一定要考上这所大学的

研究生。其次，我后来在大学学的是中文，这专业太虚，学了半天除了耍耍嘴巴

皮子啥也不会，就业前景暗淡，而传媒业被喻为朝阳产业，发展机会较多，而且

我热爱这个行业。第三、我的男朋友在清华上研究生，我想跟他在一起。
为了考上这所大学，我可谓废尽了心机。早在大二的时候，我就托男友找到了一

位在这所大学任教的老师，向它了解了有关的信息，并买了一套研究生试题回去

研究。在两年的时候里我会经常把试题拿出来看一看，然后想自己在专业方面能

够达到什么程度。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借到北京与男友相聚的机会到这所大学

看看，顺便也认识了一些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并与他们保持长期的联系。到了四

年级，我干脆到了北京，在男友的帮助下在这所学校的附近租了所房子住下来，

边在学校听专业课，边复习外语和政治。
过了没多久，我发现在学校附近其实已经住了很多我这样的考研族，来自全国各

地。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一是为了找老师拉关系，二是为了探听各种信息。其中第

二点是很重要的，据说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考研辅导班，讲课的多是出题的老师。

对于考生来说，除了外语和政治以外，最难的莫过于综合课了，因为这门课牵涉

的内容实在太多，汉语、文学、历史什么都有，很难复习得到。我做过历年的试

题，每次都很难及格。到了学校以后，认识很多考研的人，经常听他们议论今年

某门功课的出题人是谁，就有托各种关系找上门去的，据说每年都有题目透露出

来。在这里我有幸认识了几位神通广大的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资料，尤其

是综合考试的习题，据说都是从出题那里来的。我开始还不相信，后来考试的时

候才发现试卷里的题目有80％是那些资料里有的，后来我的综合课考了141分，也

是多亏了那些资料。
应该说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还是很努力的，那时我对这所学校印象还算不错，

校园虽说不大，但很精致，而且经常可以在校园里看到扛着摄像机拍节目的人，

还可以听到很多名人的讲座，这是我所在的学校很难有的。所以这因为这一切对

我很神秘，也更增加了我对这所学校的向往，我怀着这样的努力着，心里暗暗下

决心，无论如何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为此我要不惜代价。
二、梦想成真后心里留下的第一道阴影
我是怀着梦想和自信走进研究生考场的，考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外语和政治，因为

这两门课是全国统考，而且有些难度。绝大多数人都是栽在这两门功课上，而专

业课不及格则很少，尤其是文科。我原来是学中文的，上的也是名牌大学，外语

早就过了六级，政治也不错，但对影视和传媒了解得很少，不过在学校听过几门

课又看过往年的试卷以后我心里有了些底。
走出考场，我很兴奋，因为我自以为考得不错，外语估计能考80多分，政治最少

也得60分，专业课考试的内容都是我复习过，尤其是综合课，几乎都没有逃离我

的复习范围，所以从考试来看，我可可以肯定自己能上线。而根据往年的情况，

这所大学因为连年扩招，生源紧张，上线的考生基本上都很能被录取。不过以后

的日子还是很是很紧张不安，尤其临近成绩公布的那些日子。
今年三月份，我打着找工作的名义，向学校请了假，再次来到北京，在清华附近

找了间房子，与男友住在一起，同时紧张地等着成绩出来。4月份，各校的成绩陆

续出来了，我也终于在网上查到了我的成绩，外语73分，政治65分，这两门课比

我预想的要差些，而两门专业课竟都考了145分和148分，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要知道这几乎是满分了，而文科要考这么高的分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的总

分已经达到了431分，考的又是艺术类，往年这所大学艺术类研究生的分数线一般

在300分左右，所以我觉得自己肯定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且相信这个成绩在整个考

生也应该算是很高的。
那天我特意到了学校，找研究生处想多打听些信息，路上偶然碰到了小杨，她是

我去年住在学校时认识的考生，她告诉她考了370分，只是外语考了41分，而去年

的艺术类的外语分数线是43分，她担心上不了线，想来找找人。我心想，外语成

绩是教育部划定的分数线，找人有什么用。但小杨说她有个姐姐认识研究生处的Y

处长，这个人权力很大，而且以往有很多外语没上线的也都是找了他以后才被录

取的。我不相信竟有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但当着小杨的面，不好说什么。
小杨告诉我，今年的考生普遍都考得好，尤其是专业课，绝大多数都在130分以上

，最高的竟有得148分的，原来学校扩招，怕上线的人少招不满，就让改卷的老师

把专业分往上提，往年总分能达到320分就算不错了，今年350分以上的都很多。

小杨还说光我个专业上线的人恐怕就有200多人。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按我的成绩，我自然不会担心自己考不上，可又觉得这分数里分明是含了水份

的。
我如愿拿到了复试通知书，复试的那天我早早来到了学校，在校门口竟又意外地

遇见了小杨，原来她也是来复试的，我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今年艺术类的外语

分数线是43分，也就是说，小杨的外语根本就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分数线，可是

她为什么就能参加复试。当着小杨的面，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有些不愉快

，似乎连以往的那份欣喜也打了折扣。
我来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专业课复试，看到走廊里挤得满满的人群，我相信了小杨

的话。我看过招生简章，我们这个专业总共也就招80余人，分到每个方向最多也

就10余人，可如今光我们这个方向上线的就有200余人，而且还都参加了复试，即

便淘汰20％，也还有100余人，将来怎么办呢？我男友在清华上研究生，他说他的

导师每年最多带两个研究生，按照这样的比例，这100多人最少需要50个导师，而

据我所知，这个系总共也就只有10几个老师，其中能带研究生的最多也就四五个

人，假如真要招这么多人进来，怎么带呢？
看看广院里研究生招生和教学的黑幕!!!三、美丽的光环背后
收到录取通知书，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是在北京读书，毕竟是中国惟一的一所传

媒和影视艺术大学，而且还可以跟男友在一起。这一高兴起来，心里的那些阴影

也就消除了许多。
今年学校开学格外的早，因为要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我按时来到学校，报了名，

办完所有该办的手续，然后来到寝室。同寝室共有四个女生，其中我和对面那位

叫小Z的女生都是外校考来的，另外两个则是本校的，都是电影学专业的，那个叫

W的女生学的是制片，而另一个叫X的则学的是导演。
晚上，我与几位室友聊了起来，才知道这次学校共录取了一千一百多研究生，连

有些没上线的最后也都被录取了。因为进了211，加上又要改成传媒大学，为了适

应形势的发展，所以必须扩大办学规模。我听着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

很多只考了300分左右的人竟然也跟我在一起学习，似乎觉得自己考那么高的分很

是吃亏！这研究生本身似乎也是贬过值的，原先的喜悦似乎也变得有些愚蠢，不

过当着室友们的面，我可不敢把这种心态表露出来。
入学以后的那些日子，学校头等的大事就是准备五十周年校庆。为此学校要举办

很多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也有各系的成果展览等等，更令人兴奋的是

要与中央电视台举行一次大型文艺晚会，到时许多有名的校友和明星都会回来捧

场，这令我感到兴奋，甚至有些激动，有些忘乎所以，觉得这所大学也变得格外

伟大起来。
虽说是校庆活动，每个班却只能发几张票。我们是新生，学校出于照顾，给我们

的票要多一些，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我们的班长是个男孩，对我不错，偷偷

给了我一张票，我这才得以参加这天晚上在大操场举行的校庆活动。
那天的晚会的确给我们的学校罩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也给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那些我们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校友来到了学校，站在了那个舞台上，他们每一

个人的出现都会引起一阵轰动，一阵叫声。但其中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譬如有

位很有名的主持人在台上谈到她当年怎样珍惜校徽的时候旁边就有人在骂她弱智

或者傻冒，我自己也觉得这女的实在不会说话，而且很做作，很没劲。还有别的

那些主持人也是，好不容易回到母校，却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似乎除了那张

脸，也就没什么可以夸耀的了。还有，整个晚会似乎都是播音系的人在唱独角戏

，别的专业的呢？难道这么多年了，除了播音系，别的专业就没有培养出来什么

像样的人才？不过想想也是，譬如我们二级学院，从专业设置来看，除了我们系

是搞晚会的以外，其余专业都是以搞电影和电视剧为主，可是并没有听说过有谁

在这方面很有名，前些天看到学院门口张贴着几张海报，据说是我们学院毕业生

做的电视剧，但都是文学系的毕业生，那么导演系呢，他们的毕业生都到哪去了

？他们又有几个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的？

四、怪现状之一：无从选择的导师
轰轰烈烈的校庆过后，学校和我们都沉静下来。这时候我们最关注的莫过于导师

的选择了。我原来看过北京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那上面都标

明了每个导师的名字及所从事的专业，而我们学校招生简章里则没有任何关于导

师的信息，我又是从外校来的，对导师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那天系里安排我们与导师见了面，这才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果然有80多人，而坐在

台上的导师只有5、6人，通过系领导介绍才知道，这几个导师当中有两个是学音

乐的，主要研究音乐晚会，还有一个是研究诗歌的，据说也是著名的诗人，还有

就是系主任自己，似乎既搞晚会也搞专题，其他几位都是搞戏曲的，既带戏曲专

业，又兼带我们这个专业。
我在台下听着，心里凉了半截。原来我是对栏目和专题感兴趣，将来想到电视台

去做一名栏目编导或记者，当初报考的时候，我原本想这广播电视文艺专业应该

可以把我想学的包括进去，没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在这几位老师中，我真不知

道该选谁做自己的导师，首先我没法选择那位诗人做导师，因为我对诗歌实在不

敢兴趣，再说这年头谁还写诗呀，写诗的人自己都要沦为乞丐了！我也没法跟那

两位学音乐的老师，因为我是学中文的，对音乐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五音不全

，惟一的选择就是系主任了，好歹她也是搞过专题和栏目的。可是一问别人，因

为多数也跟我一样，原来都是学中文和历史、哲学的，所以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而且我听说她带的学生已经够多的了，她会要我吗？
回到寝室，学生们议论纷纷，都觉得很失望，也很担心。只有W和Y有些不以为然

，她们都是本校毕业的，想法跟我们也不一样。W颇有成府地说，本校的导师可以

分三类，一类是当官的，譬如校长或二级学院的院长，这些人可能学问并不怎么

样，但在那个位置上有权力有关系，找他们做导师，没准将来能留校或者帮忙找

个好的工作；第二类是做学问的，跟着他们或许学到些本事，但找工作的事就指

望不上了；第三类则是既没学问也不当官的，这种人最不能选的，跟着他们既学

不到本事，找工作也指望不上。我听着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想法难免有些俗气，

但一想也有道理，心里还暗中把本专业的几位导师对了号，系主任显然是属于第

一类，两位学音乐的算得上第二类，那位写诗则只能算第三类了。衡量再三，我

决定选系主任做我的导师。
我给系主任打了电话，开始系主任很为难，说每年跟她的学生实在太多，在我以

前就已经有四十多位报了她的，加上原来带的已经有40多学生，所以今年想少带

一点。我很失望，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系主任后来说让我还是报上，到时候

看情况再说。导师是双向选择的，我也可以再选别的导师。
我又给搞音乐晚会的那位导师打了电话，他的话跟系主任的话没有什么区别，说

他这些年每年都带了20多个研究生，不算我们这一届现在带的也是40多人，很多

研究生见了面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还抱怨说自己现在不是给研究生当导师，而是

当一个大班的班主任。不过最后他也让我先把名报上，他看看情况再说。
回去和同学们一交流，发现每个专业的情况都差不太多。毕业于本校的W说这也难

怪，这几年研究生扩招太厉害了，她表姐原是大前年从本校毕业的，那一届毕业

的研究生只有50余人，可到了去年，却已经招了800人，而到了我们这一届则招了

1100多人，据说还要扩招，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本校本科生要达到15000人，作为

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在校人数要达到7000人，而博士生要达到2000人，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学校每年招收的研究至少要2000多人，这种发展速度实在令人害怕！我

特意上学校网站查了一下，如今本校的教师人数不足800余人，而副教授以上职称

的仅有400余人，而真正能够带硕士研究生的不会超过300人，倘若每年招1000余

人，那么每个老师每年平均带3-4人，三年共11人，如果招2000余人，则每个老师

平均带20余人。
我无法选择，只得两个导师都报了，过了没多久，事情便有了结果，可能因为我

入学考试成绩太好，总算如愿以偿。那天导师让学生们去见面，发现今年跟导师

的竟有40余人，而且他还同时带了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见了我们，似乎也

很无奈，说自己本没想带这么多，但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我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似乎对我还有印象，说我考得很不错。夹在那么多师兄弟妹之间我很担心，这

么多的学生，怎么带呀？没有半年一年的时间，恐怕导师都没法认全我们。果然

过了没几天，我见了导师，跟他打招呼，看他茫然的神情，我就知道他根本就没

认出我来。不过我不怪他，那么多的学生，他能认得过来吗？换了我，肯定也会

这样的。
五、怪现状之二：计算机教授当上了电影学硕导
在我们寝室，除了W以外，别的同学都确定了导师。这天晚上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谈

论导师的事，只有W没做声。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们连导师是谁都还不知道。那

天开导师见面会，导演、艺术与技术和编剧等方向的导师都去了，而制片方向的

导师则一个没有，而且到现在也不知道导师到底有哪些，有人问过研究生院的副

院长，连他也说不清楚。W原本就是本校毕业的，学的就是制片，原来她报的是别

的方向，后来调剂到了制片方向。据她说，这专业本科是在管理系，研究生却放

在影视艺术学院，估计导师也是从两边分派的。
我觉得很奇怪，学生都招上来了，居然不知道谁能当导师！当初看招生简章，我

曾经注意到这个方向，它是挂在电影下面的，给我的印象，那段话写得很长，还

列了许多导师的名单，说的很牛，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而且还拍过戏，有实践

经验，还有海归派，看着很让人动心的。我曾经也想过要报这个方向，但因为实

在不懂制片是什么玩意，也来不及做准备，只好放弃了。可是现在怎么又确定不

下来导师呢？
W说这里的事情很是复杂，原来管理学院有个制片教研室，也有几个很牛的老师，

尤其是有位叫C的副教授，原本是教研室主任，是北大毕业的，就是太牛！就是他

擅自做主把这个方向挂在影视艺术学院，还以为自己就是导师，公然在课堂上说

自己要带就带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本校的学生他是一个也看不上的。所以她们班

的同学除了一位女生以外都不敢报自己本来的专业，后来那老师把领导得罪了，

导师没当上，教研室主任也给撤职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她和另外一个同学才有

机会转到制片方向来。但管理学院制片专业除了那位老师以外再没有别的副教授

或教授，但这个专业原本就是管理学院的，要是连一个导师都没有总有些说不过

去，事情可能也是卡在这儿！
过了没几天，W从系里开会回来告诉我，这个方向的导师定下来了，一共有四位，

一位是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搞计算机的，一位是副校长，搞管理的，原来也是从

管理学院出去的，算是管理学院的人，另两位是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位学导演，

另一位则学摄影，据说学摄影的那位老师还没及格，只能挂在另外影视艺术学院

副院长的名义，而这位副院长是学编剧的。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在这些导师居然

没有一个是学制片的！学导演的和学摄影的也就罢，多少总还能挂得上边，这学

计算机和学管理的，跟这电影学怎么能够挨得上了呢？我问W，那位副院长是否懂

得制片，上本科的时候是否给他们上过相关的课程，W说没有，人家是搞计算机的

，在系里那边还带着计算机硕士，听说还要带计算机博士，哪有时间学制片呀？

我说他不懂制片那怎么能带制片的研究生呢？W不以为然地说人家是领导嘛，制片

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再说这种事情在学校不多的是嘛。看她不以为然的神态，我

反倒觉得自己真是太天真太可笑了。
话是那样说，W在导师的选择上还是费了些周折。本来她是想选那位学导演的老师

做导师的，毕竟人家是拍过电影或电视剧，跟了他多少能学到些东西，他去找那

老师谈过，但那老师已经有两个学生，原来都是学导演的，本来就是冲着他才考

了这专业，所以婉拒了她。后来她又想去找那位副校长，但另一位同学已经报了

他的，这位同学与她同班，也是学制片的，入学成绩考了430多分，w觉得自己竞

争不过她。最后她只能选择那位计算机教授了，她给那位教授打了电话，那教授

倒是很热情。后来W告诉我，她的导师带的学生原来全是学制片的。我听着W的话

，心里感到一阵悲凉，不来这上研究生，我可能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个电影学硕士跟着一个计算机教授到底能学到什么！想想W

，我觉得自己算是够幸运的了，毕竟我的导师还不是学计算机的！
六、怪现状之三：不懂电影的电影学博导
我和小B是上课时认识的，他的硕士导师是V，那天我去蹭课，上课的就是他的导

师V，当时他也在。
在我们这所学校，V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原先是地方某大学中文系年轻的教

授，作为特殊人才招聘来的。据说他的学问很好，也出过不少文学和哲学方面的

书，到了这里以后马上就写出了电影学专著，而且当上了硕士生导师，后来又上

了电影学博士，然后就当了电影学的博导。小B就是他带的硕士，如今又准备考他

的博士。
我是慕名去听V的课的，此前很多人都说他的课讲得好，而且很有名士气派。那天

我特地约了小B，求他带了我去。V教授看上去四十多岁，给人的感觉是有些不修

边幅，甚至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有很些脏，至少不大整洁。上课的时候总爱抽烟，

牙齿发黄，经常胡子拉碴的，一点都不讲究，他似乎很以此为荣，口口声声说自

己是卖肉的。他讲的是艺术理论课，可是我听了半天，他讲的全是哲学，什么老

子庄子呀，海德格尔萨特什么的，我看周围的同学听的都很认真，有些同学的眼

睛甚至流露崇拜的神色。我因为原来是学中文的，对哲学也很感兴趣，他讲的那

些东西也就一点不稀奇。我很希望他讲电影，可是他往往刚提到电影就转别的地

方去了，这样四节课下来，我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电影的知识和信息。课间休息

的时候，我特意找了他，想和他谈谈电影，我问他对王家卫和李安的看法，竟发

现他根本就没看过王家卫的电影。
我很失望，课后对小B谈到我的看法。小B说V有很好的文学和哲学的功底，但对电

影完全是不懂的，他研究电影，其实也就是把哲学和文学那套东西塞进去，再用

电影的外衣包装起来，看他的书，其实也就这些东西。我问小B，既然这样，为什

么还要考他的博士？跟着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小B说，他也知道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要的只是那顶博士的头衔，也正因为他不懂，才好蒙混过关。再说电影就那些

东西，他原先又是学电视的，在专业上早就没有问题了。我却感到纳闷：一个不

懂电影的人怎么能够当上电影学的博导呢？小B笑话我说真是少见多怪，这样的事

在学校多的是，有些博导可能连镜头是什么都不知道，有位博导在给自己的硕士

生讲课的时候大讲某部电视剧长镜头，下了课他硕士生才暗中告诉说他举的那些

长镜头例子其实都是已经切换了好几个镜头了。我当时无话可说，但心里真是觉

得很恐怖。

七、怪现状之四：博士生上的是专科生的课
拿到这个学期的课表，我感到很失望。除了英语和政治这样的公共课，这学期给

我们开专业课的都是博导，有的还很有名气，说得上是学术权威。可我总觉得这

些课过于理论化，譬如广播电视艺术或电视文艺学或艺术批评方法等等。因为我

考这个专业的目的并不是想做学问，而是想学会一门生存的技能，电视这种东西

其实也更多的是一门技艺，从学问的角度真是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可是老师说上

研究生就是为了要搞学问的，不是为了创作。可是据我所知，很多同学其实都是

想到电视台做节目的，倘若要做学问，那我们干嘛要搞电视呢？而且社会需要那

么多研究电视的人吗？
这天是G教授的课，上课的地点是很大的会议厅，我早早赶到那里，发现那里已经

挤了有三四百人，场面的确很壮观。我找不到座位，只得在地上坐着，心里很不

是滋味。我总觉得研究生上课不是这样的。听我原来一位老师说，他们那时上课

就只有几个人，有时还到导师家里，边喝茶边上课。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

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觉得很不适应，也很失落。听说来听课除了我们硕士以外，还

有G教授自己带的博士。
G教授是学界的权威，在电视界可谓德高望重，我对他也是慕名已久。他讲课很有

激情，我却怎么也听不进去，因为我觉得他讲的那些东西太空洞，没什么用。譬

如电视是不是艺术？G教授慷慨激昂地讲了半天，我却想它是不是艺术有什么关系

呢？是艺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这片子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以前我看过他

的书，那书是很多年以前出的，我发现他讲课的内容与书中的内容几乎没有改变

，连举的例子也是原来的。
回到寝室，我感到很失落，发现X躺在床上没去上课，问她为什么。X说G教授的课

他早就听过了。我说你那时上的是本科，现在人家是给研究生上课，内容肯定不

一样的。X说不会的，G教授讲的都是那套东西，给专科上和给博士上都一样，不

会有区别的。她问我G教授是不是又举了《西藏的诱惑》，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

，X笑了笑说老B学院的人都知道他上课永远是那一套，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没说话，心想怎么会这样，倘若博士和专科上的都是同样的课，也就是说即

便在这上博士，受到的是与专科生或本科生同样的教育，那么上这博士又有什么

意义呢？
后来又上了其他几门专业课，情况也是一样的，人很多，讲的都是些空洞的理论

。让人觉得这些博导们其实都不是真正懂得电影和电视的，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

用。而且我真的不明白，既然上的是研究生，总得有些研究的环境和气氛，而我

们上课的条件还不如本科生。一般说来，本科生的课最多也就四五十人，而我们

几乎每门专业课的上课人数都达到数百人之多，真是太可怕了！
为了多学点东西，我便四处蹭课上。既上本科生的课，也上过博士生的课。我果

然发现，博士生的课其实与本科生的课没有区别，有时甚至还不如本科生的课好

。本科生的课至少有些系统，而博士生的课往往杂乱无章，令人不知所云。
八、怪现状之五：基本没有区别的专业或研究方向
从招生简章看，学校招收研究生的专业有10余个，但从课程设置和毕业去向来看

，很多专业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譬如新闻学与传播学，其实就是一回事

，上的课程没有区别，毕业分配也是到电视台或报纸去当记者或编辑。还有电影

学和广播电视文艺学，其实都是研究电视，因为搞电影，我们根本就搞不过电影

学院，而且我们的学生也根本拍不了电影，甚至也拍不了电视剧。我们强项是电

视，就是电视，也只能搞新闻或专题，连电视剧也搞不了的。从现实来看，我们

学校所有的学校，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最好也是最可能的去向就是到电视台去

当记者或编导，所以绝大多数来我们学校学习的人，其实都是想学习做电视的。
在这半年里，因为老去别的系蹭课听，我发现其实所有的课程都大同小异，譬如

说每个专业肯定都会开听语言或电视节目制作之类的课程，就连文学系本科或戏

剧戏曲专业的研究生，也都会开些电视方面的课程。我有一个老乡去年考上了戏

剧戏曲专业研究生，当时我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考这样的专业，他说学什

么专业并没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做片子，前些日子他告诉我，他正准备毕业论

文，写的是电视剧方面的，我说这跟戏剧戏曲好象没什么关系，他说戏曲那玩意

他也不懂，再说写那玩意多没劲，连导师都不愿意他们去搞那玩意。我想，既然

学了没用，干嘛还要设这样的专业呢？他说这也就是个名目，要不凭什么招这么

多研究生呢？
这一个学期的课下来，给我的感觉似乎我们上研究生最重要就是要学会做片子，

这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尽管导师们都说要培养我们去搞研究，但其实没有几个

人是真正感兴趣的。而且能做片子，这正是我们学校惟一的优势，失去了这个，

我们凭什么去跟人竞争呢？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去做片子，那么

设这么多的专业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说白了，做片子其实是本科的事，在这方面

我们并不占优势。所有的人都去做片子，而且还只能做新闻或栏目专题，这就意

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出口，到毕业的时候所有专业上千研究生还有几千本科生共争

那些饭碗，那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呢？这样的结果我真的不大敢去想，真要想起来

便会感到害怕，感到沮丧！
九、怪现状之六：不会导戏的导演硕士和不会编剧的编剧硕士
有一位湖北老乡，原先是某重点大学学工科的，成绩很好，毕业的时候系里推荐

他免试上研究生，他拒绝了，因为他一心想当导演，拍电影，拍电视剧。经过努

力，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导演研究生。可是过了一年多，他发现自己根本就

没法学会拍电影，甚至连拍电视剧也不会。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他告诉我说，他

们那个专业是电影学的导演方向，但实际上系里没有一个老师是真正拍过电影的

，即便拍过也没什么影响，而且他们开的课也都是理论课，譬如文学史、电影史

、电影思潮和电影评论之类，根本就不是说要培养导演的，而且导演系成立这么

多年，真正培养出的导演屈指可数，他的那些师哥们，多数都在北京漂着，没一

个真正搞电影的，连能拍电视剧的都没听说过，所以他失望，觉得这样下去自己

恐怕一辈子都当不成导演了。
我还认识一位戏剧文学系的师哥，原来他是想做编剧的，后来却发现给他们上课

的那些老师多数自己都没有做过编剧，说是也上编剧课，可要不上成文学课，要

么就上成了精品赏析，更有上成视听语言的，而关于编剧的理论和技巧，连门都

没挨着。所以他心里很虚，不知道毕业以后自己能干什么。
我想，其实这样的顾虑我们每个人都有。从目前看，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找工作似

乎并不困难，这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后台，家里不是有钱就是当官的，而像我们这

些平民子弟只能靠自己。据我所知，前面几届毕业的研究生还有不少没找到工作

在北京漂着的，我们这一届这么多研究生，要是学不到真本事，前景如何真是令

人担心。

十、怪现状之七：外来硕士生的尴尬处境
社会上对本校毕业生的评价是上手快但没后劲，就是说跟一般综合性大学相比，

我们学校所学的东西还是要实一些，至少还能学到些技能，这话对于本科生来说

是这样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则未必，尤其是我们这些从外校考来的更是如

此。
半年的时间里我认识很多从外校考来的研究生，大多数都是学哲学、中文、历史

的，这些专业理论性太强，很不实用，也不好找工作，这些事传媒业发展很快，

收入也高，所以很多人就想借考研的机会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考这所大学的目的多是很明确，就是想学点手艺，将来进入传媒业，可事实

上我们很快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些研究生，尤其是我们这些从外面考

来的研究生实际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虽然我们的文史哲基础较好，但在那些本校毕业的研究生面前却难免有些自卑。

至少人家还会做片子，而我们什么都不会，每当在校园看到那些背摄像机的人还

很羡慕的。虽然我们也想学，可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来按照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搞

研究的，做片子是本科生的事，二来我们的所有课程都是理论性的，想学点实在

也没机会，有时候想去做片子也拉不下面子来。尤其我们这种专业，跟电视实际

上还有些距离，所以注定很难有机会做节目的，可是除了做节目，以后我们还能

做什么呢？社会也不会需要这么多研究电视的人呀！从上几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看，研究生毕业也有不少是到高校去的，可人家要你也是让你去教什么视听语言

、电视节目制作之类的实践课程，那些理论课根本就不会轮得着我们去上的。
十一、怪现状之八：教授与花匠
那天在校园里，我很意外地碰到了小A。小A与小杨考的是同一专业，复习的时候

还住在同一个出租屋里，他初试考了400多分，也参加了复试，但不知为什么没有

被录取。今年他还准备报考，并且又在附近租了房子。
说到没有去年没有被录取的事，小A很有些忿忿不平，说自己真是太大意了，以为

考了那么高的分，录取肯定没有问题。结果很多分数比他低的人甚至连分数线都

没上的人都录取了，他的初试分数超出分数线八九十分，结果却名落孙山。他还

说小杨之所以被录取也是找了人的，不但给了钱，可能还有别的事。我听着觉得

有些不可信，毕竟这是学校，考研总还是公平的，小A没被录取肯定是他复试考得

不好。但小A说千真万确，小杨的确是找了人，找的是研究生处的处长，这人权力

很大，而且贪财又好色，很多人都是因为找了他才被录取的，小A有个老乡也在研

究生处，听他说每年研究生招生完了以后学校纪委总会收到大摞的检举信，前些

年还有个研究生毕业后给学校写信说当年他为了上研曾经给这位处长送过一条金

项链，这条项链当时就戴在这位处长夫人的脖子上。我听着觉得半信半疑，既然

谁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那他怎么还能当处长呢？小A说是因为他有后台，校长也

总是保他，别人也没办法。据说校长为这事也很生气，曾经想让他下台，但不知

为什么他仍然还能在台上。
可能因为是艺术院校，校园里经常会流传一些绯闻，尤其在中戏黄定宇的事被媒

体曝光以后，这种传闻更多。那些老生到底跟我们这些外来生不一样，他们消息

总是比较灵通，而且什么都敢说。那天几个女生聚在寝室里，说起复旦有位教授

嫖娼的事，电视系的小Z说这种事根本不算什么，有一次他听某主任喝了酒对人说

去年他跟某位副校长到东北出差，那副校长公然嫖了俄罗斯姑娘还让这系主任买

了单，说这话时系主任觉得很屈辱，说按照通常的说话有几种钱是不让人出的，

比如赌债，还有嫖债。我听了很震惊，堂堂一个大学校长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小Z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她又是那位系主任的学生，这种事情也绝不是空穴

来风！小Z又说，这个学校有四大花匠，那位副校长名列四大花匠之首。我问她花

匠是什么，小Z想了想笑着说，花匠就是风流采花贼。
我从小对老师就很尊重，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小Z的话对我来说绝对是不

可思议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当时我也并没往心里，只当是笑话，说说也就

完了。可是久而久之，这些话对我还是产生的影响。甚至有一次导师要找我去谈

话，我心里突然觉得有些害怕，竟不敢独自去见导师，后来愣叫了师妹跟着去。

而且跟任何男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心神不安，心里怀着戒备的心理。其实

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花匠，大多数老师都是好的，但我总是无从摆

脱这样的心理。
十二、希望在何处
我曾经与男友谈到过这些事情，男友说其实现在这样的事情哪都有，即便北大和

清华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劝我别胡思乱想，别干傻事，而且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是

没法去改变这样的现实的。倘若让别人知道了，我在这所学校肯定会呆不下去的

。
男友的话并不令我信服。说实在的，我对这所其实是很有感情的，也许正因为我

对它太有感情了，对它爱得太深，才不能容忍它目前的现状，而在我看来，这一

切应该是能够改变的。
现在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绝不想伤害我的学校，更不想伤害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只是揭示出我们学校研究生教育中的某些缺陷，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它们，这

样也许就能够促使我们学校的领导痛下决心，改变现状，使我们的学校变得更加

完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校才会有希望，我们这些研究生也才会有希望。
因为某种缘故，我没法公开我的真实身份，但我始终在用目光注视着我们的学校

，默默地等待应该到来的改革和希望！如果等不到这样的希望，我就只能逃离，

或者到国外去，或者让自己在绝望中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