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的一个访谈

能进院线就是胜利

《外滩》：《世界》的美学风格是否和观众审美心理有先天的冲突？

杜庆春：我现在觉得观众很少，而且很多观众的反对意见比较大的原因，不是美学的冲突的问题。这部作品在本质上没有极端的反对常规的美学表现方式。观众少是因为营销做得不够，而且做得不准确造成的。其实，这样的电影的潜在观众群还是很大的，这次某些媒体表现的也不够公允。

《外滩》：《世界》在国内的票房不好，据说只有50万不到。

杜庆春：中国电影发行问题非常严重，除去进口大片和少数票房能够保证的大公司自家导演的作品，发行公司很少努力地去做发行。因为那么不到1000块的实际可以放映的银幕数，完全被国内国外的大片占满了。去年中国说是生产了200多部电影，实际能进院线的电影有多少，在中国没有强制本土电影的比例的，这个和韩国不一样。所以，在中国想《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孔雀》和《世界》能进院线就是胜利。

《世界》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宣传定位的非常不准确，这确实是制片方以及制片方和媒体的沟通有问题。《世界》多少意义上是被媒体歪曲了的电影，有些媒体的态度非常不客观，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不公允，我的朋友看过《世界》的人，喜欢和不喜欢至少是一半对一半的，但是有些媒体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而且贾樟柯在这次和媒体交流的时候采取的姿态并不是非常妥当，比如“一元钱不少，一千万不多”的表述，这对媒体人肯定比较刺激，媒体人在心里总希望导演是想借他们拉观众的。

《外滩》：贾樟柯还是在发行前做了积极宣传，5天跑了10多个城市做宣传的。

杜庆春：我的意思不能这么走场子的跑法，我感觉是这样的。应该实现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路线规划和活动规划。蔡明亮的新片在台湾跑了几十个高校，而且也有大众传媒的配合，这样导演的理念和理性观众群的互动就能让作品和更多观众的心理预期有配合。当然，这些发行和营销问题并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猜测和估计。

贾樟柯在这个电影的发行的时候太远离他的固有观众群了，他应该多走走大学，多接触学院区的基本观众群，5天10个城市的走法未必合适，应该扎实的做和观众的交流，用这种方式预热市场。

《世界》缺乏提供感伤的外观

《外滩》：同为艺术片，《世界》票房没有《孔雀》好。在上海，它才4万不到的票房，但是《孔雀》有70万的票房收入。

杜庆春：《世界》无论无何都和《孔雀》是同样好，也同样不好的电影，只是《孔雀》让主流的观众群，生于1960和1970年代的人想了他们特别想要回忆的，这是一个“时间性的乡愁”意义上的共鸣，而《世界》不讨好的地方就是他只说了这部分人可以说的那些话，甚至还要少得多，还要保守的多。但是，《孔雀》处理的是历史问题，这种修正历史的方式是我们这一代比较能够获得自己证明，自我褒扬的方式，而《世界》是处理现实问题，这种处理方式却是自我消失、自我尴尬的方式，但是处理现实比处理历史更需要鼓励，尤其那些历史的记忆只不过是被某种此时此刻的幻想修正的产物。

《世界》的保守方在根本上是导演对“现实”的“不投入”和“不钟情”，在这里贾樟柯比冯小刚还要感伤，而且这种感伤又丧失了他原来的“时间/空间性的乡愁”呈现，也就丧失《站台》提供的一般意义上的共鸣。《世界》比《孔雀》缺乏提供感伤的外观，所以它不讨人喜欢了。

说贾樟柯比冯小刚还要感伤，因为仅仅是感伤，那么在处理现实议题的时候是无力的，是勇气不够彻底的。但是《孔雀》因为处理“历史”议题，所以他的感伤却成为必要的东西了，就像《站台》一样，虽然这种感伤其实都是可怜的和也是无能的。

《世界》的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贾樟柯人物的草根性以及生活生动而鲜活的质感，这些都被导演的预设的对“世界”的议题和思路窒息了。

他追求了一些不该追求的“时尚感”

《外滩》：“人物的草根性以及生活生动而鲜活的质感，这些都被导演的预设的对世界的议题和思路窒息了。”能再具体解释下吗？

杜庆春：因为北京－巴黎－乌兰巴托这样的一个最基本议题的预先设计，而且导演主观的认定中国都市的“现代性”的绝对缺乏，那么这些草根人物的自己的现实状况、自身的情感和欲望就缺乏深入开掘了，人物没有依旧真正现实环境展开自身的命运，这样人物就窒息了。其实，如果“小武们”不是鲜活的了，贾樟柯也就变得苍白起来。特别是《世界》中，没有对女性的欲望的真正思考的，但是这部作品却借她们为主轴，这也是窒息的状况。一个俄罗斯女人，一个山西女人，前者的妹妹在乌兰巴托，后者的老情人在乌兰巴托，一个第三世界要求一个更加第三世界的空间进行情感寄托，这是导演情感的悖论。这个悖论中间还存有莫斯科－北京－乌兰巴托这样的内在的历史背景，所以这部作品的潜意识状况还是很复杂有趣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二妹子”的遗书的镜头处理，这个镜头包涵了复杂的信息，对民工的想象，遗书的内容让人联想到傅雷的遗书，这两个完全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物在这里被人为的捏合在一起了，而镜头语言上有贾樟柯钟情的长镜头调度方式，又在时尚感的诉求下被修饰成很矛盾的样式。

《外滩》：新京报等媒体批评,说《世界》太混乱,概念性太强,甚至还有激烈的词句，如认为导演伪善，艺术电影走向俗套。

杜庆春：我不认为贾樟柯是绝对的伪善，他对那些草根的人是有感情的，当然他讨论的议题肯定有为了国际市场的考虑，但是扪心自问，有几个导演没有这种功利性的考虑？当然，贾樟柯在这个作品中，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大失误，就是他追求了一些不该追求的“时尚感”，其实他的作品的魅力从来不是时尚感，去看他电影的人也不是为了感受时尚的，除非他彻底的改弦更张，做一个完全时尚电影，但是对他也太困难，也太可悲了。

他影片中最好的东西，还是对现实空间观察获得的细节，当然这些细节有些被强化，比如影片的开始，赵涛坐在游览车上，下面一群保安扛着桶装水走过，这个画面是贾樟柯对现实的敏锐性的呈现，对他们的人物和他们的空间的敏锐观察。

《外滩》：观众到电影院就是找乐子，而《世界》反映都市生活边缘化人物的无聊、苦闷、挣扎、徘徊与失落，容易让人产生审美心理上的屈辱感和抗拒感，喜欢看这种的人多吗？

杜庆春：在好莱坞的产品中也有不那么快乐的电影呀。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那些看《泰坦尼克》的观众、看《功夫》的观众就去看《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有些观众会去看，而且看《手机》的观众中的一部分是肯定会看《世界》的。我们不能设想所有的观众就一个趣味，健康的电影文化和电影媒体环境所要诉求的目标就是一个多元的生态。

《外滩》：有这样一种说法，贾樟柯的《世界》拍民工、低层打工人，可是他的拍摄手法与接收方式，可能是民工不喜欢的，另外民工也买不起40块一张的电影票。

杜庆春：《世界》当然不是主要给民工看的呀，而是给生活在民工旁边又看得见民工的人看的。另外，《世界》这部作品有一点好，就是他并不是都是表现那些摇滚歌手呀，这类的都市边缘人群。这里面有民工，保安，这些是城市里主流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看成边缘，那是我们城市人的可悲和可鄙之处。

《外滩》：这次《世界》国内票房不佳，能否看作是贾樟柯的失败？
杜庆春：《世界》国内票房的失败，应该看成整个中国电影营销的教训，这里面有导演的问题，有资本压力的问题，有媒体环境的问题，有发行体制的问题。当然，这个事件对贾樟柯而言应该构成某种刺激，我想会对他今后创作的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比如，他对自己离开家乡以后的题材的选择、对叙事资源的选择，也就是说是不是开始依靠小说的资源，以及叙事风格的选择都会有影响的。不管怎么样？《世界》的出现，以及《世界》现象的出现，这些努力和经验都会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财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