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自保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毛在临终前已经把看守文革遗产的重责托付给了华，他不能不小心谨慎。这个人忠厚的品质表现在无论在毛生前或身后都真诚地效忠于毛。
　　邓却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毛与邓的对抗就转而成了华与邓的对抗，与邓相比，华已经远不是对手了。
　　邓用经过仔细挑选的、语义含混两可的词句勉强做出了承诺。他必须再度获得权力和在中央这个讲坛说话的机会。在中国，权力是纠正错误的前提保证，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只能由中央做出决定。民意或民众支持率只是做出决定的参考条件，在没有普选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公众可以参与闹事但不具有改变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邓深知这一点。（林彪元帅也深谙此中道理，他认为在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发生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他告诫过毛泽东，但毛对此嗤之以鼻）。
　　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前，邓小平就对凡是派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他甚至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进攻的筹码而对华国锋派去的人要挟说，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必为我平反了。他的原话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华国峰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接纳邓小平将是自己的政治灾难，拒绝邓的进入同样是政治上的灾难。邓利用民意的潮流维护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也为华的最终下台铺设了道路，一个能够为对手设置两难处境的政治家无疑是个高手，但这个事例却有力表明了中国民众绝不仅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存在，只不过他们的作用需要由政治家去利用才能显示出来。
　　邓对毛的部分否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前进的新动力。毛的错误被揭示出来并给予纠正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国际大家庭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成员。
　　　　否定毛，使邓获得了成功；邓之后的中国下一代领袖，他的成功起点在哪里？他也会否定或修正邓的路线、政策的某一部分吗？
　　　　邓对毛的否定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抛弃了毛的错误。二是毛的错误经过充分的社会实践检验已经十分明显，抛其它已经成为了全国民众的共识。
　　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怎样区分毛思想重的正确与错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则根本谈不上继承与否定。平时沉默寡言但却极有计谋的陈云轻而易举地为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毛的思想和言论以时间为界限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必须坚决继承的，第三个段落是彻底否定的，中间段落则参照两头进行取舍。邓按照陈云的分期法顺利地找到了“复辟”的基点，使他自己的改革战略与毛的路线某一段发生衔接，完成了以毛为起点的继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开辟工作。
　　从政治角度考虑，有继承有否定可以满足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获得保证。当然，陈的分期法也是邓的规诫，越过任何一条线他都将失去社会的一部分支持，从而将导致邓及改革路线的失败。从以后的实践看，邓是深明其意的。
　　时间分界法是一种政治方法，因为它取得了最佳效果，我们也可称其为科学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党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清楚地割裂开的。在坚决继承的部分，一定有后来终于生演城大错的原始萌芽成分；而在坚决摒弃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初始设计呢？真正科学地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最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的工作，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邓的继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两份丰富的遗产可以继承和利用，他一吉他以后的在继任者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宝库中汲取丰富养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从而完成领导国家的这份并不轻松的工作。但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当社会矛盾充分展开以后，人们也许将会发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一个正确思想不仅是智慧的带有预见性的，而且成了唯一可选择的正确的对策。突破戒条，你愿意陷入“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性责难之中吗？
　　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盲肠，可以不留痕迹地割除。它的深遂思想而不是疯狂实践是人类的一份遗产。中共是相信自我净化的，不进行净化这个党很快就会覆亡。但是，当它开始净化程序时，它会发现毛泽东某些思索的深刻意义。突破就是否定，这需要勇气。
　　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在晚年趋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国家的前进步伐，相反，他太想使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了。为此，他当然必须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是当他把过去正确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捧为神圣的教条以后，他的错误就发生了。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只要是前进就难免有失误，而坚持正确也会导致错误。毛不可能逃过历史和时间设下的这两个圈套，虽然这无损于他的伟大，但他的确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文革这样的灾难。
　　问题是，毛之后的人们能避开这个圈套，比较聪明地避免错误吗？他们也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国家的进步。
　　当一个民族尚在能够使它快步前进的道路上行进时，过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进步的同时犯下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内这些错误与进步相比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显著的，它有时甚至表现为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一中牺牲或有害伴生物，消灭它就等于消灭了进步。
　　在中国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对道德堕落的承认开始的。公民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对金钱的欲望是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耻辱，但在以后却被宣扬为经济发展中应予承认的现实驱动力。企业主管人员谋求职务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开审判，而在以后却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的经理制更“反动”，因为承包人的获利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管理知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资本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反动”也是在进步，它毕竟比之以前的党委书记领导或集体领导而任由国家资产无效损耗的状况好得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肃，但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在不久以后即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击计划经济优越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语言，而后来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国家计划废除了。
　　这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种过程也就诱惑着人们不断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攻击、承认、进步，这个模式体现了进步的节奏性，也表明了进步背后所蕴藏的隐患，被承认了的“堕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动进步的作用以外，必将以辐射状向社会散步有害影响。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及其社会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哪些现象是真正的错误，哪些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哪些现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却被误解为错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民还只是在人民公社进行产品劳动时，父亲对子女的读书欲望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进入商品生产后，即使是童工劳动，也能够很快得到现金的酬报，父亲于是成了监工。责骂农民的短视毫无用处，因为他就是农民，他只计算家庭收支账。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无法计算原因的结果的一再累积，就是社会的裂解。如果能够认为所有新产生的社会恶劣现象都起因于社会的新因素，即改革因素的加入，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改革的结果是不断累积的社会分裂。这个结论是恐怖的，但在逻辑上确实严密的。社会分裂就是阶级的冲突。
　　中共的思想指导原则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它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它也应该承认人心向背是检验改革政策的标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冲动和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选择这种特殊事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公众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进的改革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
　　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共官员开始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抱怨民众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够用心理滞后等民众落后论来坚决排除来自民众的对改革决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一旦试图证明公众必然的堕后性和心理上的怀旧倾向是无足轻重的，并以此作为缝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把么也就暴露了公众领袖们的英雄倾向和精英意识。因为这些领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订者，于是错误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时错误的时机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应该是真理的体现，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谬不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会现实来确定，而且由时间的前后移动来确定。一个政策如果在理论上是经过论证的，在实践上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而它面对的却是严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脆弱的公众情感，它的推行将不仅为自己制造生产出数量巨大的反对者，而且也将因推行过程中发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产生错误执行或异变，从而为反对自己生产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和口实。历史将判定这类政策为失策。
　　目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度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困难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获得解决，而改革之后前面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于是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设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势运动是人力根本无法阻遏的。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经验，人的被动地位已经无可改变，因为硬性的阻挡将是灾难性的碰撞。举例说，如果改革进程立即停顿在目前状态下，那么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尖锐矛盾将无法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资金市场单一与僵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几乎全是国家命脉的问题必须仰赖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将改革从现有基础上向后倒退，后果将更不堪想象。
　　深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最终将碰上那些在过去１０年中由邓巧妙地闪避过了的敏感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较，过去的改革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修补工程。这些敏感问题因为涉及到了国家及社会的根本性质，触动它们将与已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治愈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阐释是：一、以公有制为基础；二、非剥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解中又把非剥削化诠释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
　　邓的定义中似乎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中另两条重要原则，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但是非剥削化与按劳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共同富裕则明显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作为一条原则，它的作用无疑是一堵墙。
　　很明显，深化改革将与邓的原则发生无法鼩避的碰撞。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作了让步，他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作了让步，中国的社会公众也会做出让步吗？邓在１９７９年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进化学说理解“历史倒退”的含义，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语言。但是一旦将原则变幻未可变通的三个软性标准，这里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人民是否会做出“历史倒退”的理解呢？
　　已经习惯与贫穷然而比较安全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中国公众，他们在变革发生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惧和悲伤，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吗？
　　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取决于新一代领导者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综合环境。公众对于单一性的打击（必须承认革命是一种打击）或许能够承受，雪上加霜式的综合打击必将引发愤怒。
　　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是改革的获胜方，因为这是一场进步性革命而并非“历史倒退”。但是从实践上看政府获胜的过程决不会平坦，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获胜的机率也将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一种不可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竞争家具、生活相对贫困、治安恶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点燃革命与反对革命两种力量之间剧烈冲突的导火索，而这些问题的产生绝对是人力难以抑制的。
　　如果再考虑进去下列因素：庞大的人口数量、低教育水准的干部和民众、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越演越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封建式的经济割据、已经明显化了的社会人群贫富分流状况，等等，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处境艰难的。在他们身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人掀起的改革洪流推用着他们不得不向前行进，而在他们面前却是墙一般的困难、障碍和许许多多伪装得极好的陷阱。可以说，他们不会成为牺牲者的概率是很低的。这需要采取非常强硬的领导措施，使自己成为行动的主动者。
　　这些措施的形式石油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力量组成状况来决定的。从目前情况分析，由于社会公众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这两个客观现实的存在，目前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贵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称之为精英们的事业。它的推动者主要由社会上层各集团组成，包括：国有企业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员和意识先觉者阶层（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劳动者），而一般公众只有在现实的挤压下或制度的强迫下才会发生意识转变。
　　因此，这是一场少数人主动多数人被动或反动的革命。强硬的领导措施即由此决定了它的基本形式——革命时期的专制手段。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们经常怀疑中国当和政府领导人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他们声称在领导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却没有在革命已经发生以后像毛泽东那样做出准确的阶级动态分析和社会力量评估。毛泽东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根本分辨不清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将陷入盲目性。
　　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场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政策性妥协和牺牲性打击才是有意义的。政府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更正确的立场是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而在过程中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阶级。压制与扶持并举，是所有政权都在做的两件事，他们也仅仅做这两件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压制与扶持并举的政策，一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毛的经验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吗？时过境迁，公众还能接受类似的专制吗？谁也不能回答。
　　能够回答的是，今天的中国仍需要毛泽东的天才、魄力和无与伦比的统治技巧。
　　中国的领导人常常对来访的外国客人介绍说，中国目前社会安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各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们而且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始终保持一个适当的速度，安定局面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没有理由认定中国人在虚言掩饰，但他们肯定是乐观得过分了。中国目前已经大步地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动期，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对抗已经有了逐渐激化的迹象。如果说过去在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不被触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分配方式改革可以使所有社会阶层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现实利益，那么深层次得体执行变革则是在各阶层间进行的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调整，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获利将是以另一些阶层的利益被损害为基础的。利益调整的依据是全部自然法则，既包括知识、技能、机遇和信息等技术性条件，更主要依据对资本的掌握程度。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邓小平设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程序是一致的，但远比那个设计的初始估计要严酷得多。因为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分化要走得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富裕的基本手段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邓在１９７９年以后没有再强调过“非剥削化”这个原则，大约也是对这种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默认。社会及其公众能不能冷静地面对这个严酷的分化过程则仍然是一个谜。
　　目前，中国各地加速改革的势头极为猛烈。西部各省区和东南部沿海省市都在伸手向中央要“新政策”；本来只准许在特定区域实行的“特区政策”现在已经自动地在全国各地开花；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的胆大妄为得官吏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的流入，同时也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市场得竞争能力而自作主张地推行了许多未经立案论证的“土政策”。值得注意得时，所有的这些变革和新政策的基本要点都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急切地要求得到包括国有资产的控制权、监督权，国有土地资源的拍卖权甚至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权。目的是释放一切可能的能量，以利益吸引为基本手段增强地方的非自然的竞争力。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变革和开发的热潮。在经济效益和资本收益率未获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１２个百分点以上。各地建立了几百个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特区”，出台了无数野政策，三个“有利于”似乎使一切胡作非为和蛮干都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这种热烈而混乱的局面就像千军万马一样漫卷而来又裹挟而去。问题在于，洪水滚滚而过之后，被它冲刷过的大地上究竟留下了些什么。
　　社会潜在的危机是极为严重的。经济列车的快速奔驰可以使危机延缓爆发但不会使它消失，相反会使它累积再累积。中国人和西方各国都不希望再一次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毕竟是两件事。
　　一个改革中得社会是极其脆弱的，旧的体系被冲击得百孔千疮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体系的稳定社会功能尚未完全生成，社会很难在哪怕是轻微撞击中保持安定。中国是一个由１２亿人口的巨大社会系统，新的信息流入并完成它的接受改造过程，实现重组功能往往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时间的距离造成了系统事实上的分裂和不平等。
　　所有者一切，都是变革期综合症的显著特征。中国社会的变革期综合症有多种基本病灶，它们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构造。
　　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成巨大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
　　纵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对者。１９８９年，当西方公众从电视屏幕中看到密如蚁群般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阻军队的汽车时，他们判断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中国流亡作家刘宾雁甚至断言中国现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两年。这些判断时错误的，因为从电视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是心理失衡的民众对权威和社会的泄愤，发泄之后则归于平静。
　　中国公众在产品经济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那个安全而又超稳定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向一种有风险、有竞争、有差别、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会结构过渡时，恐惧、犹豫、彷徨等心理将自发地做滞后性调节。在整个变革期，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观念情绪和社会文化潮流都在急速流动变化，这就不断制造出负差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慨。这种心理潜流的基本特征是寻机发泄和排遣，而且敌视权威的倾向明显。
　　中国政府的心理学顾问们似乎一直把这种逆差心理称为逆反心理，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在于权威的滥用，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技术措施实现对它的纠正。逆差心理则是社会变化的心理结果，它只能而且必须借助某个缘由发泄出来，只有当社会变化缓解时它才能根本消除。
　　社会逆差心理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在整个变革气馁，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终窥伺着目标，寻找借以发泄的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缘由。
　　社会逆差心理的积极作用是对政府的权力行为和政策指导行为起着监视和威慑作用，逼迫它小心谨慎从事，尽可能做到平和与平衡。它的消极影响则是趁乱打劫，使本来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因为得不到公众的一致支持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惧怕这只猛虎和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贵族指导式变革，有些国家的政府曾企图设计一个局外目标以排遣这种逆差心理产生的社会愤怒，即转移公众的注意方向。目前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掀起的反犹排犹浪潮即属于这种情况。无意义的疯狂和无道理的愤怒是公众情绪互染的基本特征，当一个政府心怀叵测地有意点燃这种情绪并将它导向局外目标时，这个政府已经成了罪犯，因为它将民族引向了灾难。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曾在德国掀起过排犹浪潮，它的结果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的建立，德意志民族愚蠢地选择了战争、破坏和仇恨，从而使民族蒙受了难以洗刷的耻辱。
　　１９８７年冬季北京地区几所高校的学生曾试图开展一次针对政府的学潮。由于不具备挑起声势浩大的骚动的各种条件，这次学潮的规模极其有限，仅以几千名大学生的一次疲惫冷清的夜间游行即告结束了。天亮以后，沮丧的学生们挤进了几十辆大公共汽车，这些车时宽容大度的学校当局派来接他们返校的。
　　这次学潮虽然并未产生社会的连锁相应，但它有两个倾向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游行队伍呼喊出反日口号并高唱带有民族情绪的抗日歌曲。中日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使敏感激烈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民族被辱感，他们呼吁市民要集体抵制日本商品。二是在学潮结束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当局宣称从学生中抓住了一个挑拨离间的混入者，政府拘捕了这个“坏人”。
　　外界对后一件事件反应冷淡，认为是中共惯常的冲淡矛盾、嫁祸于个别人的手法。但通过对公开和秘密渠道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该“混入者”的确给大学生们带来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消息”和秘闻，并在他们之中传播者一种民族忧虑情绪。因为没有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们无法知道该混入者的最后命运，但是这一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明确的，即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职业的“挑拨者”，而且社会人群也为这种职业提供了市场，因为社会逆差心理的负值性特点使人群的被辱情绪急于得到发泄和解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未曾卷入过民族间的仇恨。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民族情绪仅仅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阶级内容，更不必然具备进步意义。中国目前正被卷入一股开放国门的热潮中，全民族对试图进入这快大陆赚取利润的外国人表现出令人感到拘谨不自在的热情、慷慨和大度。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长，人们的期望目标严重受挫，这个民族会不会转而产生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呢？
　　这是个难以轻易下判断的问题，但肯定是中国民族最危险的一个举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认为或早或晚，或规模大或规模小，仇外情绪总会有所表现。很可能出现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外国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为被传媒渲染为暴力强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但是，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较平稳地度过艰难变革期，并且在国际真诚援助下进入良性循环（不出现大高潮大低谷），那么上述情境不过是恶梦而已。中国已经跨上了世界的列车，世界也被捆在了中国的列车上。这时，民族矛盾更多的以经济的矛盾的替代形式出现，是不公正国际经济结构的反映。
　　中国社会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指标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的巨大落差和城乡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缩小并且正在逐渐扩大的严酷事实，这两项负值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据“美国知音”记者的报道，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的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表现在他们开始痛恨一切官吏。对中共的咒骂和队官员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又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能借以发泄的媒介无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乡村发展所必须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愤怒爆发。 农民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动荡的“高危”群体。
　　一个单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不存在类似问题。亚洲的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１０％的规模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项目是符合人权法则和公平法则的，但是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这是一项后患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耗能的农村工业品只能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为。农村采矿业的肆无忌惮地发展对国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村办煤矿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对有色金属矿产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引导他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电冰箱生产厂，告诉他这是农民办的“乡镇企业”。邓在极表惊讶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错觉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破坏性的原始工业盲目发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员的无知，实在是出于无奈。真正了解农民，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因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们挑战！
　　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层。攀比心理的基本特征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的意识中存在一条均等线作为衡度自身和对象的社会地位标准，并且仅仅是单向地向上攀比，对超出均等线以上者产生强烈忌恨的同时对自身产生被虐幻觉和怜悯。
　　局部范围的相互攀比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之发生在同一阶层内部或两个阶层的衔接部分，它的基础是对荣誉感和尊敬感的歧变型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这是中国和前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因为人类没有先例，很难判定它的最终变化方向是什么。
　　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时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护以及社会没有颁布明确的反平等纲领则是辅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求，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结果和性质评价也是两方面的。在主观上它要求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平等去，在客观上它从意识上把不平等的事实确定了下来，它完成了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过渡。这种过渡一旦完成，社会攀比心理将立即转变了它的存在形式。
　　如果说纵向失衡必然产生愤怒，而愤怒必须得以宣泄，而横向失衡则只产生忧郁，忧郁根本无法宣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危险的情绪。因此有的专家称它是阶级仇恨的初始状态和原动力，或者至少是阶级意识生成的培养基。
　　横向失衡心态的持续存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旧式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意义不大的朦胧的社会冲突，那么由这种心态培养起来的新的反对派则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斗争目标，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宣传对象以及依靠对象和同盟者。当这种失衡最终转变为某种觉悟时，社会冲突也就具有了阶级性质。
　　在中国访问时发现中国人最忌讳讨论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官员们矢口否认有这种可能的存在，他们只是低调地谈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心理，讥笑自己民族意识上的不开化状态。中国心腹地带的河南省和湖北省曾发生过几起偶发性的农民集体对抗政府司法机关的案件，对这种现象所显露出的社会未来趋势的端倪，最明智的官员也仅仅表示了“不平则鸣”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阶级分化趋势也是茫然不悟。一位自称是“死硬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学研究生解释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大陆和台湾。他本人虽然对中共持不新任态度，但是坚决反对台湾的脱离中国的企图，如有必要，他愿意为此而投入战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热情的爱国者。
　　中国统治者中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敢于毫无顾忌地大讲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大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恐怖。这是他晚年犯下重大错误的意识上的原因，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只存在一个半阶级，即名为资本主义而实际上与资本并无联系的工农劳动者和并非资产阶级却代表国家掌握资本的干部阶层。干部阶层并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但是毛泽东仍是个有先觉才能的最智者。面对一个平静的极少波澜的社会，他的平民意识和被虐幻觉却非常浓重，他为未来中国无可避免的阶级分化而深深忧虑。他终于发动文化革命，不能排除他试图组织这种趋势的可能。
　　中国现在仍未完成阶级分化，只是有了贫富区别。但是一切迹象都在表明阶级分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因为贫富的区别之大，已经不能再用知识技能和勤勉程度的区别来解释贫富区别的发生原因了。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已经公开承认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法性。这样，依据对资本的占有程度而形成的真正贫富差别将会出现。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鼩避的事实，即社会分化过程与改革的过程是同步状态，同时开始，同时完成。应该说明的是，与两个过程结合以后社会应进入一个高层次文明期，这是形成的阶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阶层，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必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和对抗，它们可以也只能共生共存。但是从对社会财富的拥有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上看，他们完全是严格定义上的不同阶级。
　　中国的情况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特殊条件，它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走别人已经走通并取得成功的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材料，目前中国公众民有资金的总额已经超过了两万亿人民币元。这个数字大约是国有固定资产价值额的两倍。而在改革初始的１９７８年民间资金力量只是国家资本总额的１／２００。这种变化和这些数字的意义是深刻的，它至少说明了４个问题：
　　1. 改革的实际结果与它的初始设计已经发生了分离。 国家力量被相对削弱，而民众资金力量却迅速崛起并变得越来越强大。改革不可逆转，而且改革的方向已完全脱离了指导者的主观意志，呈自然运动状态向必然目标自然运动。
　　2. 依靠国家公有资产是社会全体成员保持大致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基本运转方式的变化无可避免。
　　3.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民有资金向资本形态转化；民间资本的自然运动必然重复资本由积累到积累集中的过程；以资本占有为依据的阶级分化成为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臆测。
　　4.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社会斗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决不能武断地说这个过程一定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对中国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偏下的人口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除人力以外所有资源的匮乏，特别是发展的不均衡，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要求社会安全必须以低水平的平等作为保护。当这种平等一旦被破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以及社会进步都将遭受毁灭性破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正常的进程，发生在中国就是一场民族悲剧。
　　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理想而斗争的献身者，他们也在为这种悲剧的可能出现而焦虑不安。从目前中共决策层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去分析，他们似乎企望依靠“宏观控制”这个手段去强行扭转某种趋势的发生，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力量只服从利益的指挥，而国家已没有力量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支配民间资本。即使可以这样做也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从长远看这类措施如同割自己的肉去喂食对手，力量对比将更趋恶化。
　　宏观控制的基本含义是用经济手段作为杠杆去调节“力量”的作用方向，也就是用利益去指挥力量。一种悲观的估计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做这种调节的物质力量和最佳时机。宏观控制的另外一些做法是把另一种力量引入经济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名称是“权力”。用专制或不讲道理的手段强行阻遏、导引、中断某种有害进程，例如中断民有资金资本化进程，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断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目前的中国急需权力的干预，因为社会和它的人民还没有做好面对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的准备。
　　资金资本化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显，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正在对此进行顽强的抵抗。双方斗争的焦点和主战场是在国家银行，即对国家银行保有的资金的争夺上。
　　中国公众手中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国家银行（中国目前尚没有私营银行，但已经存在秘密的地下资金拆兑融资市场，这是又一个危险来临的信号）存款的形式存在的， 存储余额已达到1.4万亿人民币元和约１００亿美元。这股巨大“力量”的进退和取舍实际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国家之所以能够使社会基本上仍按传统的运转方式运行，保持着有控制按计划的改革程序，或者社会之所以仍然能维持安定和秩序，基本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在目前仍由国家以低利形式占用。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股力量不再安分。首先是新的一轮经济开发热潮引发了新的一轮价格上涨，与城市居民密切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已超过１４％，而银行储蓄利率仅为１０％左右。两相对照，中国民众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储蓄看似安全实际上却在逐日贬值。他们开始惊恐不安，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成熟了。政府很可能希望利用一下民众的惊恐，促成部分资金转化成社会购买力，从而不仅刺激生产而且刺激市场。因此在压力下政府坚持不做出类似调高利率的动作。但是１９８８年的抢购劣质日用品的风潮完全没有出现，僵持的结果是民众的觉悟和反叛。在观望了几个月以后，民间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先是抢购黄金和硬通货，随后即转向有利可图的其它各项投资事业上去了。民众的考虑是简单而又实际的，他们不愿看到这一笔节衣缩食积蓄的货币被无形掠夺，他们渴望着笔钱的保值和升值，因此，他们的背叛以及寻找投资出路是无可指责的。
　　另一方面，经济开发热潮不仅刺激了对资金的渴求，而且为资金迅速获得高额利润造成了数不清的机会。国家的宏观控制措施是银行能够提供的贷款数额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机会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于是，经济开发的热衷者们开始转向民间渠道去筹集资金，而民间资金也恰好正在寻求出路，供需双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民间投资财团。
　　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民间投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民有资金时既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又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凶狠而不预留后路。它们以高出国家银行一倍至两倍的利率无限量地吸引零散资金，并立即把这笔资金投入赌戏中。风险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内即获厚礼的地产投机是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赌博游戏。
　　很多迹象表明，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诱惑在这场资金外流的风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原则上一切集资活动必须由银行批准或提供担保。在过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银行机构的利益独立化和合法化，这就为叛卖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联合反叛，参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企业及部分民众。国家银行资金大量外流，私人资本却在投机和哄抬中成倍增长。这个过程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已经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或这种反叛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过程。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掀起的地产投资热潮中，已经有数额巨大的台湾资本卷入了进来，在台湾本岛已经形成一股对大陆地产投资热，台资登陆的范围已不限于沿海的几处滩头阵地，中西部多处都插上了台湾资金的旗帜。冠冕堂皇的口号是爱国与合作，实质内容确实赢利赚钱。如果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台资壮大而告终（概率极大，凭其资本的雄厚和经验的丰富，大陆资本绝少取胜的机会），那么这一过程将涂上可笑的政治色彩。台湾的一位新闻界人士面对着台资登陆曾调侃地说：大陆已经光复！
　　国家政府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难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开展对资金的争夺，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相对降低，由此而发生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业以维持社会稳定、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等一系列目标肯定会落空。然而以通货膨胀或增大财政赤字、印制纸钞的办法市民有资金发生事实上的贬损，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张胆地掳掠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叛。仅仅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抢购大风潮、物价狂涨大风潮和随后必然引发的政治抗议大风潮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崩溃。类似的过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运行过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这个可怕的过程了。
　　西方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这样不仅可以使地产投机和债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