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但他仍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招棋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谋略，即以乱治乱，“乱了敌人”，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和无秩序，那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究所）。
　　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果，是结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主动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程。但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是普通的民众，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
　　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一个好处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潮的内在原因，也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舆论力量。
　　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把中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法，可以上溯至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
　　这些政治要点包括：a.阶级斗争；b. 共产党一元化领导；c.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造反有理）；d.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绝对优越性；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当人们对上述政治要点产生怀疑时，他们实际上已对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构图发生了动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政策的认识论基础。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进步，很难想象会发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期的某一个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们的认识要缓慢得多。如果说邓提出的改革理论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性变革，那么这次革命也是循着“政治危机——造反——、动乱——变革”这样一条必然的逻辑线索发生的。
　　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动乱中遭受过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众。的确，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只能沿着历史的延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个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备受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十年的文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状态、民众极端狂热、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你面对一架测谎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但是在你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
　　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们融入自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
　　在系统封闭、信息交换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最进步的集团发生了演变，成为一个不断熵增、停滞盲目因而完全无序的子系统。这是他们所能接受到的信息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统治者的思想灌输。接受了前者，它们可以守节自好但对于社会的进步却无助。而接受了后者，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成了阴谋家的帮凶。文化革命终止以后，真正接收到新鲜信息的人只是有限的少数，多数人仍处于闭塞状态或只能接收到折射的经过滤选的信息，所以，这个阶层仍保持着一种惯势运动，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观念陈旧是这个阶层致命弱点。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是自我更新改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人权意识。这两种意识是这个阶层现代化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以他们之间的激烈的内战形式进行的。这种内战尽管激烈、对垒分明，也产生了许多为主义慷慨赴义的烈士，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权和人权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多数英雄是以捍卫“真理的纯洁性”的面目出现的，如后来被极端推崇的张志新女士。张因攻击毛泽东背叛了他自己极为刘少奇辩解而被投入牢狱。据传她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强奸，但她始终不该初衷，坚持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和指责现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又被处决。
　　类似张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勇于反抗权威的精神和勇气当然令人钦佩，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警醒社会的意义。因为他们据以作战的思想武器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同处一座武库，属同一体系范畴，所以这种对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事实上张志新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第二个人理解。
　　文化革命中真正为人权而奋斗过一次的英雄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对中共鼓吹的阶级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说：“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甚至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的这篇名位《出身论》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局在革命口号掩饰下的封建主义性质。他强烈要求人人都应具有天生平等的权力。他说：“人的命运不应是在娘胎里决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例。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
　　遇不是孤立的英雄。《出身论》在北京及全国拥有无数读者。当这篇真正反潮流的思想作品最初以油印传单形式出现以后，立即被传抄翻印了许多份传至全国各地，以后几名中学生又专为刊登这篇文章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首期９万份竟被一抢而光。遇则借助这份民间报纸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继续对当权者的封建主义面目予以揭露和职责。
　　遇在被处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就决定了人的政治命运”的血统论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才渐渐被当局废弃。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报刊舆论主要对他反对血统论的事实予以褒扬，而只字未提他的斗争在争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义。至于独立思考及人权等问题，则完全鼩避。
　　与张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被冷落了的英雄。人们愿意承认文化革命反了错误，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文革的反思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可以用张志新为武器，不允许用遇罗克的思维方式为武器，这或许仍旧是文化革命的惯势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已解决有这种政权性质必然引发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林彪元帅和毛夫人以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用政权和专制的力量将旧政权的各个政治要点加以强化，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一种在狂热革命口号掩盖下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按照贸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宣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则称为“放毒”，而在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并敢于“放毒”者，几如凤毛麟角。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学生写给林彪元帅的一份“公开信”，这封信公开对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歪曲毛泽东本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铁一般的原则提出怀疑。
　　“公开信”的作者是伊林·涤西。心中指责林彪“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以后吐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改变，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而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憾，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这为中学生的见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在于，他证实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对１７年的制度进行思索和革命，而这种意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所响应。遗憾的是，伊林·涤西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外，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林表元帅和毛夫人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那一套制度产生怀疑更不允许对它进行“炮轰”、“熔炼”。
　　伊林·涤西的命运不得而知。
　　毛泽东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特别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发出了一条咒语式的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９月７日，他又给林彪写信，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干预学生运动”。如果青年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伊林·涤西的观点有机会传播并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们不是热衷于夺权而是勤于思考，由他们形成的一个派别或潮流如果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将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当然，这些“如果”近乎神话或完全是臆想，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当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力以后，他们进行这种思考的能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增强，或迷信权威，或轻信“美国知音”。所以，只有当中国的这个阶层能够独立思考时，他们才有了希望。
　　伊林·涤西现象虽然孤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一位大学的在校学生谭力夫是以狂热鼓吹“血统论”而著名于当时的学生界的。但是，即使是这位封建意识浓厚这在当时仍能够对强权维持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他否认毛泽东是神，不同意毛泽东的话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够在公开集会的场合公开称毛的有些观点“过时了”。谭是以这种异端言论而被他的愤怒的同学逮捕并送往监狱关押的。
　　无论是张志新还是遇罗克或伊林·涤西，他们都可称为知识阶层的个别现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他们的思维形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如果把毛泽东的权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阴谋和出尔反尔都排除在外，我们仍发现知识分子的认识程序或思维逻辑呈现为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结构：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会取得胜利→我的胜利证明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
　　这个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而价值取向则在于“无产阶级立场”。
　　这种思维结构产生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苦修和造神。
　　因为无产阶级立场是思维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当自己取得“胜利”时应归功于或根本原因在于立场的正确。因此，为了不断获得胜利即获得个人或宗派的利益，就要牢牢站稳这个立场；遭遇挫折或失败（事实上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极少有获胜的机会），只能检查自己立场的偏失而进行修正。而保证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唯一可行方法是“改造世界观”，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脱胎换骨称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分子。这就需要苦修和与自我作斗争。文化革命中，中国掀起了持续１０年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并不是强迫所致。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学习的态度还是非常虔诚的。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他们学习毛的著作时倒是常常流于形式。
　　苦修不仅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有法力的绳索，也是系牢中国社会进步步伐的一条绳索。“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动都是由不学习什么著作的农民的暴动起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参与或虽卷入却仍要以“天理”规范行为，于是中国的社会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环徘徊。
　　三角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义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个谬误而用一生的时间去捍卫它，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事实上真理的边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人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丝含混。这样就必须找出一个裁决正确与否的仲裁者。
　　这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农村的农民因家族原因和“观点”不同而分成两派，常常争辩不休。一次为一张攻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发生了争吵。一派称“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派称“毛泽东说造反有理”。争执不下时恰好有一位修电线的工人来到这个村庄。两派争相请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仲裁。最后，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这位电工的一句什么话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
　　城市知识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权力一旦充当了仲裁者它本身就成了被激烈争夺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地造就权威和神以防止争论没有结果；而是当仲裁者的判断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义时发生激烈的无结果的角斗。
　　把“正确”庸俗化、绝对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学从来不主张对具体事物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解释判断。毛泽东先生把老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嫁接中和，提出辩证法思想，他对事物的解释也是非常洒脱浪漫的，并不提倡绝对化。
　　问题发生在毛把另外三个概念引入了思维认识过程以后又被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认可了。这三个概念是：
　　１、社会进化。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先进和未来，也只有它们拥有未来，其他阶级则是“垂死的”。
　　２、阶级斗争。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前途、命运、成败都取决于它的阶级归属。
　　３、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毛是政治家，他的这套理论充满着政治智慧和实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证明是具有很强的战术功效的。当他面对这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万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当毛不费吹灰之力作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亲切地召见了刘，用意深刻地把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博士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推荐给自己的败将，这就如同把对手击倒以后又颇有职业风度地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垂死的对手去观览。
　　毛在对付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时同样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都忙着转变“立场”，林彪元帅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剥夺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丧身于蒙古的沙漠，从而以自己的死亡证实了毛对他的“立场”的判断，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预言：“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降临，林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泽东本人。但是当真地要实施这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的计划时，林立果及其武装小组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想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未获解决，起义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笔记本上。
　　如果有谁试图真正控制中国的权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计较或争取政府的职位，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夺得这个地位完全不需要法律的或党的程序。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众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这位仲裁者不发生昏乱。
　　　　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思想框架不仅在十年中运动了几亿中国公众，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是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了。不仅老一代知识分子将继续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去参与社会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这种思想遗传，尽管他们早已对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观念上也混杂或改造了是非标准。
　　我们很难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危险。他们不能忍受一个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将使他们在否认这个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为这些新崛起或被拉来当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它们的内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或布什总统或撒切尔夫人都被拥戴为他们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标准时，这个国家不是分裂就是再过一次１９５７年。
　　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以绝食的方式与政府对抗。他们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坚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每一位回答记者提问的年轻人都能托举出这样一些“标准”去证实自己的正义性。有着中亚民族血统的学生领袖吾尔开西说：“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学生都是爱国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对政府的抱怨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错？”而他的未婚夫则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却热衷于搞政治，这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悲剧，也是柴玲这一些人的错误。他们用以作为标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逻辑推演成谬误，而他们却把它们当成了仲裁者。爱国不等于说不误国乱国，当时的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是爱国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们。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满腔热情地追求民主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专制与恐怖。而民众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运动走向反动，把运动的领导人推向泥沼，有经验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为群众的意识热情所左右的。毛泽东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打倒刘少奇的。当然，中国的民众还真诚地支持过林彪元帅，那种真诚和狂热，如同更早年代里日尔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样。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为民族也是逐渐才成熟的。
　　开展政治运动必须追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必要环节的充分运动和完备。
　　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区别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纯洁政权和保卫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的，那么这个目标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与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方公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诧异。
　　美国人是以不关心政治为民族的显著特征的，但是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每四年一届总统选举时，美国公众投票是绝不顾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决定取舍。个人利益常常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众这个范围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无可非议的，其社会状况甚至还呈现出某种严重的病态，但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思维方式却是基本健康的。这就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轨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堕落和判断错误而出现严重的偏失。
　　为了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管理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且文化与经济发展都相当落后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众更多地去关注经济利益（首先使个人经济收入及生活质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参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来所采用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拼命唤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又搞政治的神秘化，使公众产生参与的焦渴心理。这是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也常常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因为这会造成一般公众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来，使人们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政治利益。这样，公众必然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着政府，当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愚弄感觉并盲目地汇聚成冲动的力量去攻击政府及破坏秩序。这时的政府不仅动辄得咎，而且对付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一个官员的一次丑行就会引起整个政府大厦的倒闭。当美国公众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太骄傲太崇拜时，他们就经不起诸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杂碎”的冲击。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使社会风潮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场而就职，一个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浮、狂燥、固执、愚莽，自我毁弃。
三、 西单墙——一个政治反对派别的产生
　　西单墙是位于北京市繁华商业街西单大街东南侧的一堵长约２００米的灰色砖墙。　　这堵灰墙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并通过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连通，两处相距约两公里。
　　西单墙在文化革命中是北京无数个大字报自由张贴处之一，毫无独特之处。值得一体的仅有一点，在１９６６年即将结束时，清华大学的一些具有赌博意识的学生冒险冲破禁令， 在这堵墙及长安街的另几个地点公开张贴了“打倒刘少奇” 和“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中共党内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第一次向社会作公开披露。据一些回忆文章说，当时站在西单墙前围观的人有数万之多，长安街及西单路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深夜以后，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将这两条标语撕掉了，有少数学生试图阻止，发生了并不激烈的争辩。天明时，仍有不少老年工薪人员和蓝领工人站在灰墙前，发呆、落泪。
　　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毛夫人江青女士及她另外三位男性同事的被捕为标志的。这之后北京的大字报又掀起过一次热潮，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清除“四人帮”的标语和口号，但很快就沉寂下去了。
　　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中国各地都有不少人要求具体解决他们在文革中遭受打击和陷害的冤假错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尚未来得及研究具体政策问题，地方政府手中没有如何处理这些积案旧案的依据；再加上地方实权人物大多是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积极平反文革错案，所以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从各省汇聚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直接过问自己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和要求，中央政府当时能做到的仅仅是安慰，劝告他们要相信中央，要有耐心。按中央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提法，是“积重难返”。
　　上访告状的人于是急不可耐地求助社会舆论。而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为一可以借助的传播媒介只有大字报这一种形式。于是，从１９７７年盛夏开始，北京的大字报的数量又悄悄地增多起来。质量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几乎篇篇都是以血泪事实来控告“四人帮”的罪行。写大字报，除了借助舆论力量争取自己的问题尽快获得解决这个目的外，还有一个发泄自己的内心愤怒的心理需求。这恰好是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两个重要关系。不幸的是，大字报作为媒体不仅简陋、低效，而且极容易偏激、史实，极端化的自由传播而不能加以导引、选择、控制、回馈。
　　１９７７年夏季西单墙就成了这类大字报的集中地。这是自发形成的，究其原因，最主要及最初的原因是这堵墙的位置和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使这些大字报能充分地发挥传媒作用。但是，当大字报一旦有了它的集中张贴处以后，它立即就具有了集群性扩散和效应放大的特点。它的传播功效和缺陷同时得到放大，立即就是这种原始媒体不堪重负，并引出了下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
　　围观的人很多。在整个秋冬两季西单灰墙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许多外地游客一下火车就直奔这堵墙而来，北京市民尤其是高校中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一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拥戴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运动的中坚骨干，又在以后成了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风头人物。
　　对西但灰墙上的大字报在以后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另外两类人员。一是外国通讯社的驻北京记者；一是政府派出的便衣警察。
　　外国记者一般都知道中国政府当局对他们的戒备态度，但他们或是不愿守规矩或是抵挡不住这堵灰墙对他们的诱惑。他们不仅把这堵墙当成了搜寻新闻资料的圣地，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企图在人群中接触持异端政见的青年人和采访大字报张贴者。在当时的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接触是一个敏感而又犯忌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些怒气冲天的申诉上访者忽发奇想地想把自己的冤屈捅到国际上去，他们不怕甚至还希望外国人给他们的大字报拍照。
　　政府的一般看法是外国人中多数是不怀好意者。西单灰墙是中国过去十年一切丑行和黑暗的最集中的暴露点，外国人频繁在此出没拍照，这是令人尴尬的。
　　警察着便装来到灰墙下，说明政府既不愿放松控制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程度的控制措施。市长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也是指派警察充当同样角色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警察们在那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远不是光彩的，他们记下的黑名单后来成了江青女士下令大搜捕的主要依据（当然，积极追捕那些被称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的青年斗士的人还是北京政府及其属下的警察）。
　　警察的出现既令围观大字报的公众惊慌又令他们感到气愤。这是肯定有一种直接的联想，由警察联想到四人帮推行的恐怖政策和思想禁锢，这种恐惧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的感受。大字报的内容后来由一般的伸冤诉屈迅速向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向转变，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警察，但是公众与政府和权威对抗的情绪总是要借助什么中介物表现出来。
　　据德国一位记者报道，他目睹了灰墙下公众与一位便衣警察的冲突。那位警察不够谨慎，他只是更换了上装，而且还骑来了一辆有公安局拍照的自行车。几位青年人围住警察要求他交出记录下的“黑名单”，被警察拒绝了。更多的市民则站在远处发出一种怪叫声。据那位德国记者观察，警察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孤立。
　　这件小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由文化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公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和新人执政而消除。这种情绪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和拥戴邓小平而爆发过一次，但是这仅仅是借助的一个中介，它不会因为目的达到（邓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时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目的，而只有对立物。公正地说，这种对立情绪是四人帮专制政策的一个必然的果实，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黑色遗产，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承受下来并设法消化它。但这并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个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错案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纠正；而清除民众中的对抗情绪和强烈的不信任感却要用更长的事件。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这种潜伏在民众意识和心理上的情绪可能借助爆发出来的中介物简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预设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赛的胜利或失败、物价调整及伴随而来的谣言、对日本贸易的不平衡及诱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到最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这种情绪曾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文化革命的后遗问题和造成的痛苦大约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痛苦既是民众的，更是政府的。
　　因为政府始终是这种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的针对物，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情绪为依据去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就犯了一个“立场”的错误。情绪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但许多有经验的严谨认真的西方政治家们，却错把这种情绪当成了中国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情绪冲垮权威和秩序，那么中国将又进入一个大破坏的年代。
　　中国政府似乎对这种情绪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充分的理解。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这种愤怒是西方挑唆的结果，是“亡我之心不死”，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确对中国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间行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情绪的缘始并不是西方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它是文化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国自己的历史。
　　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社会的这一个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时，我们才能比较超脱地站在高处看清楚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抗和冲突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当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压制和愚弄，他们的愤怒是不会通过华国峰的一次政变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将因为它的软弱无助而丧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纠缠于过去的情结而无法解脱，这个民族将给世界一个愚昧、固执、不理智的印象。
　　西单灰墙上的各类大字报在１９７７年底达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不同，西单墙的大字报从未遇到过反驳或批评的情况，往往是互相鼓励、同情、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激愤的氛围，使大字报的内容迅速转向政治方面。
　　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贵州一位署名“钟鸣”的小学教师之手。钟在一份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发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
　　钟鸣继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涤西之后，又一次把攻击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钟的大字报迅速得到响应。在这份大字报的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满了支持的口号，另外几份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继贴到了墙上。
　　很难评价钟鸣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提问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个错误。很明显，文革动乱刚刚评定下来，掀起这样一场从根子上动手的论争无疑又是一场更大的混乱，中国已经很难承受这种打击了。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即使给钟粗暴地扣上一顶“坏人”的帽子并限制他的自由也是不为过的，不论他是真的忧国忧民还是哗众取宠的冒险者（从以后的实践结果看，邓小平的策略，即抛开理论问题而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渐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没有一次风潮不把制度扯进去，对政府失误的批判也总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算账。现在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发制度的阴暗和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改革绩效相比较，中国的这一代青年职业政治家则显得非常固执和浅薄。
　　另一类政治性更强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在西单墙上。这些文章则是充分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即社会公众和舆论对中央政府最高层次领导人选进行积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难判断究竟是高层人事变动被泄露了还是公众舆论真的起了作用。
　　西方记者们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一致认定有一条秘密信息渠道勾联着某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和西单那堵肮脏不堪的灰色砖墙。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弟游荡于这堵墙之下，似乎也在佐证这这种猜测（高干子弟是中国是政治活动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闻向社会散布，不仅使江名誉扫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邓小平的声望。据许多专家分析，清明节事件的策动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团）。
　　西单墙在１９７７年春天开始大量出现呼吁邓小平再度出山的标语，以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启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最高决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军各机关也随着开始启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
　　被西但强烈如要求中央罢免弃用的干部黑名单的前两名是华国锋总理最倚重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中央警卫部队司令汪东兴。华国锋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国民众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泽东的新神，在这个时候西单墙开始攻击他的政治盟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舆论的成熟和准确。
　　吴德在以年前的清明节事件中屈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压力而出头扮演了镇压群众的总指挥的角色，一般公众对他深怀不满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东兴列入黑名单则显得蹊跷。汪主持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汪将军在华国峰和叶剑英对四人帮发难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没有警卫部队的支持，逮捕四人帮绝无可能。但是，西单墙的一批文章还是直呼其名地强烈要求他下台。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利用来引起公众对汪的愤怒，西单墙不得不使用了中国自由大字报以来就有的传统兵器：谩骂和造谣。
　　中国知识分子在骂人时也极富形象性。仅仅一个“宦官”的恶名加之于汪的头上就足以唤起公众的丰富想象力从而把这名政治局委员的公众形象和政治威信彻底败坏掉。
　　散布的谣言则是漏洞百出不经推敲的，但是社会公众中被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对抗权威心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墙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则丑闻：汪正在中共中央驻地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宫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该地下宫殿的名称是“逍遥楼”（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现的意义去理解，这个名称是颓废的；而按照中国社会风俗的意义去理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
　　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