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身也要进行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造。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甚至将能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高到政权是否巩固的高度一再向他的共产党同事们提出告诫。
　　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受到了中共党内那些农民出身的将领的挑战，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证实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鲁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清醒的，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如果把毛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些讲话也参照进来，我们发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各点：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重大作用；他们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他们是否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投降从而转变立场；因此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必须保持警惕，特别要保持工人和农民的领导权，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领导。
　　毛泽东是个英明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宽容精神，但是他毕竟没有完全摆脱开一个凭枪炮夺得了政权的农民领袖的狭隘立场和高傲心理，这是中共未能顺利通过执政关的一个关键原因。毛对知识分子的有关看法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人”而惨遭折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此不断恶化，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偏狭无关。如果说毛泽东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那也只是判断上的一种错误，而错误的原因则是感情、认识与经验的问题，并不是如他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由预谋地设伏，引诱知识分子把脑袋伸出来一刀切掉。这些化石无奈中一种并不高明的掩饰。
　　从知识分子方面看来，他们对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很高兴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厌烦、痛恨，而且还主要因为他们盼着有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可以从钱学森先生等一大批海外科技界人士在１９４９年后纷纷返回大陆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热情、希望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这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不详的种子。
　　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都倾心结合，并且各自做出了最真诚最有善意的举动，但是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就大打出手，以至感情都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从此再也没有亲近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这个依靠农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发誓要依靠工人建设现代化的党，难道与知识分子真是一对天敌吗？
　　毛泽东的学生、 中共元老之一的柯庆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番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柯是用男子评论婢女的口气去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共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将领则只肯用品评妓女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柯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几乎是毛思想的权威解释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顾问。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重的政党内部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且反映出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执政党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
　　毛泽东在感情上也同样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理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１９５６年初，毛已经指出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他的党在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危险的不适应症，而这种病症将严重损害政权的质量。毛甚至还发现他的党同时也在脱离工人和农民，他把它归结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政权变质腐败的前期征兆。毛在这一时期曾多次与人谈起３００年前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近一个多月就迅速垮掉的历史掌故。他认为大顺朝皇帝李自成之所以很快失掉政权，一是功臣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很快变成了新官僚；二是李自成不该杀李岩，是政权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撑。
　　毛在那时隐隐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打江山可以依靠工人和农民，而坐江山绝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他虽然为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感到苦恼和不快，但还是为此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号召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加紧培养“自己的秀才”，毛在亲笔写下的这个通知中强调“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措施是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工作，设法打通阻隔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那堵厚墙，从而使执政党不仅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或不与知识分子为敌），而且能够领导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的政党。
　　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他的党与社会产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评，认定症结的主要责任者和该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应社会的方向转变，这都是极为难得的。那时，毛甚至有温情主义的倾向。他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长，把全中国比作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家庭内部当然有争论和斗争，但是这种打斗不会出危险伤感情，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嬉戏般的“和风细雨”耍耍脾气而已。
　　为了创造出这种气氛和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严厉地要求他的党开门整风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
　　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式的浪漫举动，在中共党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人数不多但势力很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强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时的转变以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
　　１９５６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从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个党的决心。这三件事是：１．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甚至公开地提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２．明确提出曾指导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继续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３．宣布基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常常会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难解。这个党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有时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衷地赞叹钦佩。毫无疑问，１９５６年中共完全独立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它的历史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断和选择。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它能暂时地抛开陈腐的阶级斗争教条，把党的工作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说明了这个党具有务实作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够在维护了领袖权威的情况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弃就图新，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中共尝试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馈调适，这是罕见的一个例证。当然，如果中国从那时起能够平稳地走上中共为它选定的道路，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那条八大路线，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了。
　　２２年以后，邓小平在中共１１届３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１９５６年路线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对个人迷信和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等问题上，２２年前的认识甚至是更自觉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议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脚步并从此历经坎坷，开始了一连串极其荒唐的错误行动，直至发动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劫难之中？现在，人们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来解释这次背离或叛变，但这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哪一个原因首先发生了作用，它作为诱发点终于引出了更多的原因发生作用，并终于在合力的推动下使中共从正确滑向荒谬。
　　找出首先起作用的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国家政治运作总是以极短的周期重复相类似的动作。为了避免重返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是应该知道更准确的情况吗？
　　１９５６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是艰难的。美国人不仅组织了一个敌视中国的国际同盟，而且实际上已经沿中国东南海岸布置起了一条军事封锁线。蒋介石在台湾似乎也待得不耐烦了，拼命鼓噪要向大陆反攻，“解放人民”。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中共的紧张和警惕，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的决策，特别是对其国内路线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前，中国的百万军队曾前出到朝鲜半岛，为支持北朝鲜的军事扩张而与美军和联合国军大打出手。这场双方死伤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当时并没有完全结束，而这并不妨碍中共在１９５６年作出那个正确判断。所以说，国际原因如果起作用的话，那也只是被中共当做进行国内镇压的一个借口而不会是初始原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时期也是事端频频。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事件”一直被宣传为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党内复辟势力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恶性证据。中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同苏联一样强硬，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先后与苏联党的首领进行交涉，催促苏联派出坦克部队进行坚决镇压以保全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找到两个证据证明中共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中共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搞了一次政治意图明显的恶作剧，他决定同时会见对波兹南事件持完全相反的苏共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会见一开始，毛偏袒波兰人的倾向就极为明显，他一而再地赞扬波兰党的反叛领导人哥穆尔卡，并鼓动在场的波共书记奥哈布当着苏联的面宣讲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在奥哈布讲过之后，毛笑容满面地表了两个态：中波两国过去是友好伙伴关系，现在依然是友好伙伴关系；如果哥穆尔卡在中国党内，我们不会开除它的党籍，允许他直抒己见。在场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当时显得非常难堪。盛怒之下，他把波兰（奥哈布）和中国（毛泽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说他们是苏联的敌人。他说：“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种宣传的人。”
　　毛泽东则笑嘻嘻地望着他那位苏联同志发怒。 事实上， 毛不仅喜欢听“这种（反苏）宣传”，而且对波兰人满怀同情和尊敬。
　　布达佩斯事件爆发时，毛泽东的态度明显暧昧，他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决定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的。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毛从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以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刘对毛的结论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反驳说，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好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对中共的政策有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刘少奇的意见也没有被毛泽东批驳，这就证明即使中共的政策会因此而转变，但转变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从八大立场的后退，更没有道理由此而决定把矛头对准本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必须承认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件，并且形成了类似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心理。“裴多菲俱乐部”、“纳吉”等字眼一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因而就一再地把这些异端当成帽子甩给他周围的人。这场恶梦一直做到他临终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扮演纳吉的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泽东的温情主义幻想开始破灭，那么他在当时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终认为“大家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内伙伴而并非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轻蔑的，因而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主要危险，所以匈牙利事件不会诱发他发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共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原有的各种派别的势力发生了重大调整。那些农民出身识字不多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并进一步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对越来越受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些将领在进如城市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责时由于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们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视个人威信和职位权威，而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骄傲风格又恰恰对这些束手无策的将领的尊严构成威胁。双方的矛盾如果还没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锐。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在极恨时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当然是偏袒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农民同事，因为战争的残酷充分地证实了这些人的忠诚。毛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威胁说，知识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决定于这种服从的恭顺程度。但是，由于两方面在教育、知识、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诸方面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因而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利益和前途不同的两个集团，并围绕着“打江山的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
　　许多研究者指出，毛的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来自于对古代统治术的吸收和运用。中国历代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无一例外地要对功臣进行大面积的诛杀和贬黜，这是稳固政权开创繁荣局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成功的政治措施。“狡兔死，走狗烹；帝国灭，功臣诛”，这是哀叹也是历史的总结。
　　毛泽东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代帝王，他坚持认为自己所领导的革命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把这种区别极端花绝对化正是毛犯错误的根源，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即起义军的主体都是农民。毛决定不抛弃功臣。
　　即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许多抱怨。另一些中共负责干部肯定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将一些攻击知识分子的话，并试图用农民在战争中对他的支持和情谊打动他。在这种包围中，毛泽东的感情处在痛苦和矛盾中，但他的头脑仍能保持清醒。他在当时即使还没有产生走马换将，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建国的念头，那么他至少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农民出身的同事们已经不能胜任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了。
　　１９５６年前后，一大批军管被贬斥回乡或进院校深造。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彭德怀等一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地位开始下降。彭抱怨说：“我老了，对毛泽东没有用了，不重要了。”
　　仅仅在几年以前，彭德怀还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的总司令在朝鲜作战。他的抱怨说出了事情的客观本质：农民干部的作用已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主要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这两次运动的目标都是“右”，因而人们一直认定彭是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同盟，这实在是很大误解。人们只要翻看一下彭在１９５７年的讲话稿，就可看出这位元帅对右派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指出只有一点，就是都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毛的独裁作风，而中共以后的历次斗争都与此相同）。
　　事实上忘了老朋友的人的确存在，但这不是毛泽东，而是在中共党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于战争胜利转入城市管理因而地位上升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一般认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强硬的党的二号领袖刘少奇。
　　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吃过面包的，他们曾在欧洲或苏联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斗争。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以及中共内部更残酷的清洗，建国以后仍留在高层决策圈的只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个硕果仅存的人物了。（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
　　另一部分则是参加了中共及其农民军的中共城乡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是农民军中较有能力的一群，而且其重要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战争期间，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担任的，而在城市开展谍报工作并策动社会各界反政府活动则完全是这些党员去作的。实际上，中国城乡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不仅具有较高的实践经验而且也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正是那一时期中国最需要也最适用的一支领导力量。
　　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内部形成立即就显示出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和民主意识。他们不仅直言不讳地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对单纯农民出身的同僚的轻视。在中央，刘少奇试图以民主的形式削弱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以中共八大为开端，党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只能保留在宣传口号中了。在党内，一彭德怀元帅位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毛泽东身处调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虽然能够纯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调动着双方的此进彼退并维持平衡，但是由于他的倾向和立场将决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运，所以，双方在对他进行全力以赴地争取的同时必然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怨恨。从容、潇洒地游戏与哲学、诗歌和权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时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受夹板气，这或许正是毛所潜心研究的谋略哲学——辩证法。
　　中共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派别。他们在那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仅仅追随着毛泽东，察言观色，或待机而起，或邀宠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帅）。这是一个稳固的三角架结构。元帅们与文官的较力构成了稳定的权力支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毛泽东其实只要设法维持这种平衡就够了，他完全应该无为而治。而事实上这三方面谁都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积极进取，从而造成了最后的摊牌和翻脸。１９５７年在庐山刘少奇冷这脸庞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时的心情肯定是轻松欣喜的，然而当元帅落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头号敌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 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义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明有所指的。这两顶大帽子或大棒子是专为那些在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各级干部预备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在感情上开始闯关，决心向自己的功臣、爱将然而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老朋友下手了。
　　打可以不还手，但决不会不叫痛、含冤、申辩。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帅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办法还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终于抓住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小辫子而与毛刘翻了脸，甚至骂了一些粗话。毛泽东则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把他击垮了。
　　多数将军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办法要比彭德怀聪明有效的多。不是“敌国灭、功臣诛”吗？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敌国”并未灭亡！一大批“共产党政权并不稳固”、“阶级敌人”随时反扑的证据飞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台湾岛上的蒋军动向及国内少数及其民众骚动都被解释为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用以对毛泽东进行恐吓。
　　事实证明这些恐吓不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终生未愈的恐惧症。１９６０年他发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指令，由忧虑而疑惧，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疑成“定时炸弹”并坚决地打倒了，终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
　　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确已睁开了疑惧警觉的眼睛，开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搜寻潜在的阶级敌人。但是，这一年对知识分子的一网打尽式的沉重攻击的初始原因还不能归结于中共内部这一派人对他的游说。这种游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这个条件要依据其他条件发生作用。
　　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说它不能成为继发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条件。当你真正表现不当从而提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时，这庞大的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工农干部群体决不会紧闭嘴巴或视而不见。他们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将借助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砍不断的亲情和友谊而发生极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虑，他们都必须团结、尊重农民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做出坚决让步。
　　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成的现实。
　　这一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难了，对他们的要求又太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我们以后还将看到，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病）。
　　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
　　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信服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
　　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敛的态度。
　　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
　　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
　　局势一开始尚可控制，处理武汉事件的余威使知识分子们不敢轻易讲话，中共各级官员奉中央指示拼命动员他们开口（当局势翻转时，这些官员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则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当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开口提意见时，局势就迅速恶化了。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农民咬得遍体伤痕。零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
　　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其成，并无反感。
　　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
　　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
　　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 向该学生认错、 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年党员当众宣布要推出这个“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被发送到乡村或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从此再也没有受到社会的信任，没有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
　　这个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需要一个稳健的执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运动似乎使民族同时失去了这两者。中共与知识分子失去了这次结合的机会以后，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这大约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次进行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本意是争取民主进步，却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结果，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说造成悲剧的第一位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熟，这似乎令人很难在感情上完全接受，因为他们除了知识和一腔热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并且在以后的２０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又一再遭到摧残、戏弄和折磨，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磨难最多的一个群体。其实，知识分子的不成熟的另一个意义是说这个群体具有先进性。当整个民族和社会还不具备民主、多元、科学的意识时，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只能把自己与社会割裂，成为孤立与软弱的一群。
　　回顾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责任推于毛泽东身上，指责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推诿不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时，十几亿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而延宕２０年。
　　１９５７年的悲剧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文化与古文明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生就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不可能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与领导民族前进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
　　答案只能如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不断重复讲述的这句古老格言实际上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传统和历史。因为他们只是可怜的被豢养的一群，是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工具、附属品。他们的意志早已被阉割了，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单独构成过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只是在与生产资本结合之后，才能逐步接近国家的权力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和理解改造这个权力。者不仅是知识获得解放和应用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进步所必经的一个程序。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从来未有过与生产资本接近的机会，而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更彻底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在实行完全国有化经济的中国，掌握生产资本的知识官僚话的国家，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官僚，但不会成为生产资本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改造的热情与理想，他们对民主化科学决策制度的追求与争取，只能是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反动，毫无实际意义。
　　中国一位很出名的民主派青年诗人说：“我们今天的牺牲，是后来者前进的铺路石。”诗句美丽，富有想象力，但这仍然是一句漂亮的空谈。政治体制的演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所以，决策体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不是前人的预演、流血牺牲或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争取到的，就如中共牺牲了无数生命虽然终于夺得了政权但并没有夺得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平等、均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兑现曾许诺过的公正与民主，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怎么有可能给予别人呢？）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是一种经济产物，是科学的、自然的、合理有效的社会经济运作秩序的一种适当的反映或表现形式。只有当知识集团终于能够与生产资本相结合而不仅是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而且是经济成长秩序趋向合理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才将是一种必然。
　　这一结论适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切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风波的分析与观察。这些运动不是没有获得成功与胜利的可能（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但是他们得到的绝不是民主与公正。
二、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是什么？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的秩序还有保证吗？
　　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
　　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的情况完全吻合。１９６３年的学雷锋运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都是试图用道德教化和纯洁思想的办法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民众中“揪出阶级敌人”则是典型的专政或恐吓。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政治需要它们，说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容忽视。
　　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并使之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济的条件下，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制有秩序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序、造反、暴力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
　　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在内乱中“自然结束”，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这些理论偏见，诸如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的历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能冲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