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春“唐晓白：双重中的折中(2001)”

今年八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在青海湖边的帐房宾馆的餐厅准备吃早餐，接到唐晓白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她去瑞士参加洛加诺电影节最后的情况。青海湖正在下雨，穿夏天的衣服绝对是感到很凉的，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看见唐晓白已经是剪了很短的头发，和在拍片时候的一头长发有了很大区别，但是还是很女性的美丽。电话那头，唐晓白说最后得了一个大概相当于最佳导演奖的奖项。她说：“本来是第一次拍电影，什么都不知道，开始以为有电影节邀请参加就很满足了，没有想到去了以后媒体很重视，把这部影片列入三部获奖热门影片，所以心气和欲望一下就起来了，最后没有获得大奖还有点可惜。”
其实，晓白就是这样的，很双重的性格，激烈和静谧交织在一起。八月这个季节的青海湖很适合小白的性格，忽然阴阴的下着雨，一些灰黑的云象魔城一样静悬在湖中央的上空；忽然又一股脑地把明媚的阳光洒下来，整个湖水的光线和鸟翅尖的光影顿时生机盎然起来。
我回北京去看她的时候，还是被吓一跳，晓白的发型怪怪的，但是还是乖乖的样子，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看到她在洛加诺电影节上的一摞照片才知道，那是因为剪很短很短的短发长长了的缘故。她说去瑞士之前总想找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发型，在香港的一家美容院去做头发，师傅看见她的半短不短的头发就问要不要一个更前卫一点。晓白就同意了，师傅随即在她的脑袋上划了三道，喀嚓喀嚓就让她利利索索地去了瑞士。她说这样也许就一点都不象传统的中国女性了，她比划着的样子懒懒的，还是很传统的女性之美。后来瑞士的一家报纸做她的专访，把她的照片放在一张中国清朝女性画像的傍边，她还很有意见的样子，说他们就是这样理解中国的。
没有想到唐晓白选择了这一面作为自己以一个电影导演的身份展示在世界的面前，一身黑黑的衣服，一头黑黑的很短很短的头发。其实，她全可以用最娴静和秀丽的东方女性的样子呈现给别人。长发，那种符合最一般想象的飘飘的披肩长发；大的眼睛，可以在娴静之出忽现出熠熠光彩的那种；很细的眉，轻巧地架在眼睛上方；不需修饰的唇；这些都在白皙的脸上布局着，然后坐着、站着、和别人握手交谈，语调缓缓的、糯糯的。这样子在电影节上出现也许是另外的一种结果了。
晓白的双重很物质化的体现出来。小时侯是在成都和北京之间的双城记，现在是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双城记。说起这三个城市对她的影响，可能是在极深处的。成都赋予了她的外貌，北京赋予了她的性格和更多的底蕴，而香港使她和她的家庭历史沟通起来了，一种精致和享受的生活态度，一种在窗帘后的午后遐思。她说她对任何城市都能很快地喜欢起来，但是你和她说的时候其实知道她其实生活在哪些城市中间。
下面是唐晓白简单的在城市之间和之中的成长过程，一个双重中间选择折中的过程。
小时侯因为家庭的状况，因为文革的状况，她在北京和成都之间来回游走。她游走的规律是在成都的父亲有时间照顾她，她就在成都；在北京的外婆有时间照顾她，她就在北京。于是她从小就对火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成都的父亲在很深处给她艺术的根了。父亲是川剧团的琴师，她自然就从小喜欢上在剧团的舞台上的穿梭，喜欢在琴声和色彩斑斓的戏服中间的穿梭，喜欢戏场的锣鼓声声作响中迷幻和遐想，我看过她的一个剧本写的是剧团，写的是小时侯给现在的东西，一个自己的历史是所有艺术家的基础。于是出生名门世家的外婆给她的是世家的味道，外婆一个挂了几十年的从英国带回来的窗帘给了她一种生活的态度，精致而且享受，对挣钱没有兴趣但是绝对需要财富来维持这种生活，这也是她现在经常要到香港住些日子的原因，因为北京的特点就是混乱、粗糙的。这也是她经常要回北京的原因，因为她的电影要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生长。以后，晓白的生活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之间选择一个折中的点。
童年的游走中，唐晓白有了一种自信、自恋，这种气息又都如同白日梦一样，是属于内心深处的，但是阳光和外部世界的一切经常会来打断窗帘后的白日梦。从小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特点的人，我问她你觉得你有什么特点，她说：“就是那种有特点的特点。”随后就笑了起来。她小到在幼儿园的时候，因为自己长的白皙，所以不认识她的老师总能够看到点名册中的“唐晓白”准确地和她这个女孩联系起来，于是她会觉得自己是有特点的人。
父亲去世了。用晓白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北京的母亲开始接管她了。母亲和外婆一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一种观念、一种理性。晓白是必须在最好的学校读书，是最好的学生，进入最好的大学，接受最好的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去搞艺术会成为一个轻飘飘的人。这样晓白在成绩上就一直是一个好的学生，也有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比如早恋。她经常会说她一辈子都在恋爱，不断地在恋爱，一辈子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风花雪月的故事。可能她把她的生命从“早恋”的那一刻才算起了，爱情对于她是一个太重要的事情，她说爱情就是两个人的一种过电的感觉，她需要这种电流不断地给自己力量和活力，爱情是生命的本身。
1988年她高考了，面临选择大学和专业，这个选择很可能是她自己一生中第一次重要的折中，她去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去北京大学是家庭所能接受的，也是唯一可以填的志愿，学法语是唐晓白认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中离那个很虚无飘渺的艺术最近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她去了一家法资的外企，为了换一种活的状态毅然决然地做了总经理的助理。这是一个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女孩子有很满足感的工作，在北京灰色黯淡的冬季可以穿着丝袜写字楼里走来走去，窗外厚厚冬衣里面的人提供给窗内世界的人一种残酷的快感。这是一个现在还是很多在高档写字楼里年轻的女性白领很羡慕的职位，她说如果一直做下去，再不断换自己合适的公司，现在也许是很高职位的一个成功白领女性了。但是两个星期后她就开始厌倦，虽然老板很赏识她，她自己的业务开展也和这家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一样蒸蒸日上，但是半年以后她对老板说：“我觉得这份工作只需要一个字典，而不是一个活人。虽然是一个商务助理，但是其实就是一个翻译。”
1992年到1993年这个冬天，从元旦到春节，唐晓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要干什么？她想她还是去搞艺术吧！她说从那个春节以后她就向她以后的人生接近，因为她已经长大了。这次选择依然是一个双重中的折中，她选择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读戏曲理论的研究生，研究的是比较戏剧。在这期间，晓白读的是西方文论，却经常到小剧院看最“土” 的秦腔呀这些传统戏曲。但是国家性质的学术研究机制对于晓白依然是一个无法适应的机构，硕士读完以后本来很顺理成章的读博士或者做研究，她本能地拒绝了这种安排，这个体制里她没有发言的机会，没有办法直接去创作。她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1998年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读导演大专。这两年的舞台实践使她和艺术有了直接地亲近。在读书期间开设了一些电影方面的课程，唐晓白发现了一个更能发挥自己艺术想象的媒介，一个更能贴近自己的“白日梦幻”的媒介，所以2000年她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动词变位》（Conjugation），第一次把自己的一段人生幻变成银幕世界。虽然，她现在依然会说有机会也会去做一个舞台剧。
记得2000年年底，圣诞节的前夕，一帮大陆很年轻的学电影的人和晓白一起终于在北京西北角的六郎庄拍完这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北京宽阔的四环路边的有一个乡村田野，在一辆蓝色的卡车上堆着一些简易的家居用品，男女主人公坐靠着围板，目光背着前往的方向。汽车颠簸在土路之上，路两边是早已收过的麦地，色彩荒芜但是富足着垃圾在冬日的昏阳底下。晓白当时说，这个1990年的冬天很冷，应该有雪。关机的当晚。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酒家，整个剧组吃了一顿豪华的关机饭。这群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年轻的创作人员，大多放开了自己的酒量，一些人几乎使用着嚎叫的方式，宣布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后来，我们静静地坐在酒店外的车内，考虑这部影片的后期，一起这部影片的后面的作品。记得整个拍摄阶段这部车内，一直是放着晓白喜欢的法语歌曲和郑均等人翻唱邓丽君的那张《告别的摇滚》的专辑。
我从青海回来，到晓白那个坐落在高档写字楼中的公寓去看已经是一个准妈妈的她。整个房间依旧很双重的折中着。很常规的装修，但是很反常规地用着塑料有机材料做的衣柜，在客厅里一排，在卧室里一排。而书房里木柜整整排满了一墙的书。音响里放出的是一个瑞士音乐家自己写的东西的小样，音乐轻柔，晓白说很适合做胎教。衣柜里的衣服依旧是双重的，很便宜的在以前三里屯之类地方买的，那些很打眼的衣服，宽宽松松，草草的做工，很男性化的样子。而另一面依然是双重的，那些在巴黎让韩国、日本小女生发出尖叫的Prada的前卫服饰和古典的Gucci一起静静地呆着，它们不吵不闹，也不会打架，在浅灰、黑、极浅蓝的半透明有机衣柜里有机为一体。
晓白：“其实我是很自恋的人，你看满房间挂着自己的照片。”
我：“我也是一个很自恋的人，你知道我从来不挂自己的照片，呵呵，我的形象无法表达我。”
晓白笑笑。
然后，我打开一瓶农夫山泉，喝了一口。晓白是用这个招待客人的。这是一个下午，北京昏昏的阳光从很朴素的灰蓝格窗帘里混进屋子里，我想起她在 1998年的一个作业，一个老人在一个摆着大挂钟老房子里等待着自己的恋人如期送来上海那家著名的西饼屋的点心。现在晓白坐在我的对面，等待自己的腹中的生命诞生，等待着她一直没有而渴望的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自己生命旅途中出现，等待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给她和世界之间产生一种羁绊和理由，否则她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