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机等泡沫经济的有害之火自然熄灭，而且可以减缓物价上扬速度，是社会安定程度加强。更重要的好处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等同于社会变革速度的减缓，这样可以赢得一段缓冲时间，使民众的心理意识得以从容地适应和转变。
　　这个建议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国政府仍难以接受。在主观上他们似乎非常忌讳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过“热”的情况，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在指导上发生了错误。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目前也难以承受低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速度一旦减缓就会形成连锁性反应，市场、生产、财政收入、企业亏损、债务以及对外资的吸引等问题都将无从解决。仍然是那个基本估计，这个国家已跨上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它决心忍受一切牺牲和困难在车子上坚持住，当车子到达终点时，人们盼望着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良性循环将从终点站开始进行。
　　李鹏总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之后曾对国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合作与和解的口号：勒紧裤带。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全民动员方式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在一列奔驰的快车上坚持住不被甩下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牺牲。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企盼中的终点站将难以到达。
　　由此我们想到了共产党的另两件传统武器：思想说服工作和权力。
　　如果思想说服工作不被滥用为思想恐怖，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中共干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劝导并服从全局利益的。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结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圆其说，随风转向并带有不加掩饰的压迫震慑色彩而在民众中引起了心理上的厌恶感。加之干部中的一些人作风腐败，已经很难以身教人。但是无论如何，思想说服这种社会工作方法是可用而且必须要使用的。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国性大饥馑和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说服全社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的。那个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暴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在面对民众时，他们必须做到诚实。诚实，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民众。虚假的乐观就是欺骗，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许再一次蒙骗民众。
　　当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分化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制度，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议员来确定自己对政策的选择。即使如此，政府近凭良知也应该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众的。
　　无论是否承认社会分化或阶级分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企业的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们的生产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至类似逃税或提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较量， 而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 李鹏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双紧方针”，财政与信贷大规模紧缩是对市场的一次良性压迫。在增强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良性调整，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采用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能耗和产品成本。只有企业在这种良性压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术更新。以产品的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紧缩了的市场参加竞争时，企业的利益才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鹏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业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疯狂，１９８９年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业强行进入无资金无市场生产引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企业为进行非法竞争采用仿制滥造手段引致全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非法竞争只要能够赢利就具有了导向作用，一批循规蹈矩的企业主管人员因“无能”或无胆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业职工弃用。李鹏的两年经济调整期没有引发全国性企业技术意识增强和技术革新热潮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避免另一次无奈的调整期的到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企业即它们的代理人——地方观念浓厚的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运作过程也许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下， 决策圈子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争论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松动”却是悄悄地发生了。
　　中央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向不应是针对民众或银行的出纳台，它必须首先用权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权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地方的制约更简练有效，因为它可以仅凭结果而不必寻找证据就对干部予以处置。当一个地区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认定“行贿”是合法行为时，法律尤其显示它的苍白无力。
　　据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们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体力劳动者都认真地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的一些官员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熟练地背诵马克思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警句。但是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那里竟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可惜，没有人为此而忧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的官员悠然自得地说：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把牢供求总量平衡这道关口，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是的，顺利地完成“过程”。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一旦这个社会分化出不同阶层的话，它们之间很难采取共生形态，阶层之间的斗争很可能以比较野蛮的形式进行。这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灾难。
　　横向攀比心理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必然性意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由一般性社会情绪向危险的爆发点发展。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恰好是社会分层状况的衡度计。
　　在初始阶段，表现为一种向上的情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上层社会”的圈子，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以能进入这个圈子为荣，富翁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成为社会的时尚，被先是城市后是乡村的人们争先效仿。高消费品成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超出购买能力的追求高档消费品成为一般家庭的苦恼。
　　社会分化的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是：专为社会上层人士设置的消费场所的建立。例如，私立学校，高收费诊所和舒适病房，贵族体育俱乐部及高价精品商场等等。这些场所的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提供高价然而是舒适优良的服务，它们的出现的客观作用是为上层人士提供了彼此熟识交往的社交场所，使这些人数虽少但却富有能量的人物得以组合成“团体”。
　　发展阶段，表现为一种沮丧或绝望情绪。黑社会犯罪组织、嬉皮士青年和落魄文化人团体大量出现。对服装的追求是两极化趣向，奇装异服、肮脏衣装和华贵西装都拥有大量的喜好者。酗酒现象将相当普遍，开始出现城市型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在这一阶段社会下层人物已经不再关心政治，但是针对社会的报复和发泄性的犯罪行为开始发生，特别是类似对公共建筑物的爆炸、纵火和投毒等恶性案件将时有发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往往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姑息和同情，舆论和道德发生分裂。
　　可以确证社会分化已进入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因为经济困窘而发生的离婚案件和由一切原因构成的自杀案件数量急剧上升，非遗传性精神病发病率增长明显。
　　完成阶段，社会表现出沉默和消沉情绪。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皈依宗教的人数激增，秘密政治团体、激进的文化人团体、城市武装小组相继出现。非法的或合法的反对党成立并有不断壮大的趋势。
　　在上述关于个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没有列入军队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特殊表现，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军队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难以做统一的特征归类。而在事实上军队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是十分鲜明的，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衡度计测试社会的变化。随着不同阶段的临近，军队在政权中的地位、对文官政府的权力制约状况、纪律、职业化和官兵关系等方面都有着方向特定的变化。社会分层，军队自身也会出现裂痕，但是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反叛的情况只有在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时才会出现。
　　中国目前已进入社会分层的初始阶段，这个判断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令人吃惊的是它在进入这个巨大历史变化的前沿阶段时表现出来的积极、兴奋和迫不及待，几乎所有的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显现出来。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所能做出的合理解释是社会对于进步的本能性迎合和渴望，因为一个贫穷的又及庞大的社会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里竟人为地保持了统一而没有发生社会分层毕竟是非常不自然的。（城乡之间以及干部和民众之间已经具备了分层条件，由于同样的人为原因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离）。
　　但是，社会分化的速度过快和民众态度的过于天真和乐观，实在是蕴含着台大的风险。因为当完整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各种变化以后，社会将在惯势作用下，加速度地进入下一个分化阶段，光中的心理根本来不及做出调整，无法接受哪些接踵而来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政府大约会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反击以安抚民众，但是这类反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可能取得效果。
　　因此，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社会在进入分层的第二阶段时，社会环境将发生恶变。不仅一般的对抗行为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而且某些至应该在第三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特征性行为也会提前出现。
　　激烈、政治化和非理性，很可能成为中国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行为特点。
　　无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制止社会的这种自然滑动，因为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它是无法扭转的。中国人曾做过努力。１９７８年开始进入改革进程以后，几任政府首脑和当的总书记都非常明智地甚至是带有预见性地对社会的“堕落”进行过严肃的斗争。这期间曾开展过几次以净化道德、纯洁意识为目的的社会性运动，包括重提学习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以及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等，如果再计入先后几次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然而，这些社会运动显然带有太多的官办色彩，最热情的一方是政府本身。关于这些运动的效果，官方与民众的评价也相去甚远。官员们在对外国来访者的谈话中坚决否然这些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似乎一切都是满意的。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却乐于看到官方的努力付诸东流。
　　幸灾乐祸是一种对抗情绪，也是心理是衡的反映，无非是以恶毒来发泄而已。
　　承认分化并找出造成分化的加速度进行的真正原因，这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应该致力的一项工作。
　　西方的专家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观念上犯了一个重要错误，他们似乎根本不能理解政权内部也有一个利益对抗和分层问题，而且这种对抗是一种天然行为。
　　中国人正在重犯他们的祖先在纪元前一千年时的“错误”。周天子裂疆封侯，是因为中央政权没有力量有效地治理如此广阔的疆域。因此天子给了公爵、伯爵和南爵们以相当充分的自主权，调动他们开发封地经济的积极性，希望枝荣而本固，中央政权和中央之国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奉因而更富强。但是事与愿违，演化的结果是诸侯纷争，百家争鸣，中央政权一再衰败终成傀儡。
　　中国人人为那个时期是本民族最值得骄傲、最辉煌的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权，层层架空。当最终失去了权威和中央控制之后，生产发展了，思想学术空前繁荣（诸子百家即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迅速进步，由残酷的奴隶制过渡到比较文明的封建制农业社会。
　　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的是简政放权，给地方或企业以自主权和积极性，其出发点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荣而本固，或用《人民日报》引用的民谣语言：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
　　在改革初始，中央政府即规定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收益分配原则。１９８３年这个原则又被具体为“个人拿小头，企业拿中头，国家拿大头”的指导性分配方案，各地方政府甚至用文件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大头和小头”的百分比率。但是，十几年的执行结果却是大头与小头的倒置。国家的相对贫穷和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问题发生在观念上，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化竟使政府主持者陷入认识的误区，他们天真地认为在共同理想的大旗下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天然一致；而不是天然对抗！
　　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牺牲地方利益去效忠，特别是当官吏任免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后，地方官吏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基础。他不再和国家或全局利益有任何道义伦理的关联。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这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家将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拔权和任免权交给急切盼望迅速致富的地方上的“人民”，又将选择企业主管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干部权绝对是资产权，因为一切干部从来都只向直接有权任免他的“人”负责。干部任免权的这种变动，从一开始就表明中央政府决心牺牲资产国家所有制的完整，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率。或许中央政府仅仅想到了效率而对其深层后果茫无所知，不懂得干部任免权的迁移完全等同于资产所有权的迁移，企望从新增效益中由国家收回“大头”。这是天真的。党指挥枪是因为党有决定干部命运的权力。当党中央放弃这项权力以后，枪只能听命于各个山寨中的“山大王。”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曾被各级地方干部虚夸浮报成绩的恶劣行为气得捶胸顿足。如果按照下面上报的“成绩”进行估量，中国仅仅再用３、５年的时间就会“超英赶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梦想。毛等人后来在经济指导上一再犯错误，肯定与地方虚报成绩有关，他们无法看到真实。３０年以后，中国的地方基层干部仍在向上封锁，但他们这一次却是瞒报收入、产量和增长。瞒报的目的无非是封锁财富以利己利地方。中央政府仍无法看到真实，低数字汇总隐瞒了超速增长的客观事实。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分配有两个古老的公平原则，即按劳分配和按资本占有产品。当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中前一个原则从属于后一个原则，即通过劳动来分享和占有生产成果从属于按资本占有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完全具有了资本主义公平准则的特征。
　　中国是否已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它的国民讲清楚。一方面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断生产出来，并不断积聚成富裕和贫困的分化，另一方面又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国民。观念的虚幻和无依据，与现实的残酷和不可逆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旦虚幻破灭，社会将处于受骗被愚弄的绝望之中，一般公众和干部的心理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小平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必须时刻警惕“舆论导向”问题，绝不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官办传媒却从两个方面极力使邓的意见发展为一种错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向社会灌输虚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争权的战斗中。一位德国游客在中国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抱怨。这３位国营大企业的主管人说，他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力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他们强烈要求与私营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中国官办电视台却不受约束地为他们提供讲坛，而官员和公众听到这些宣传几乎全都无动于衷。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的结论；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能够存在吗？
　　取消社会主义，在将来是否可行暂不去讨论，在目前是绝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仍然是人们的心理承受问题，当有一天一切都从基础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天真地以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主义中。受蒙骗是凄惨的。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梦呓般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是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茂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的选择。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时间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又一道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分社会既有的公平制度，而这样做要对效率做出限制，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自由竞争能力。这样做能够不招致地方和企业的抱怨吗？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常常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的艰难，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政府的人民性。人民在分层分化，政府绝不能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方去领导或开辟进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须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一边，对社会的进步做出限制。
　　英国记者达尔文·史特写道：这个政府不会产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断制造出悲剧中的人物。史特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或许能够使人们增加对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增加对他们的尊敬。
　　中国在进入了改革进程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关系因此不得不做出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组之中。
　　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虑、无所措。社会心理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脆弱。无定向的局部变态失衡心理成为又一种主要心理特征。这种变态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存环境，造成人格的自我污损，而且作为改革的伴生物，它间接或直接地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裂度。
　　局部变态失衡心理在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义情绪、破坏性抗议行为非职业化倾向。
　　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期间，一位参加绝食抗议而体衰被送进医院的大学男生对前来探视的李鹏总理讲述了他所以要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原因。他说，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学生们沉迷于出国留学、搞女人和赌博性娱乐，他和他的同学们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位大学生的话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中国没有宗教生活。人们的信仰来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着。问题是人们信仰所寄托的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脱于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大千世界，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人们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会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为社会提供的是具体化为毛泽东语录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毛泽东的话由于其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特点而不具备成为一种宗教的条件，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中国会发生信仰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危险的。邓小平曾极力使中国避免这种危险局面。１９７７年他在重新掌握权力之前，立即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泽东思想的形象。４月邓给华国峰写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稍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来指引我们前进。”
　　邓是否在那时就预见到了以后将发生的信仰危机，我们无法确认。但是邓显然在第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即他必须做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将产生一个副产品，即严重损伤毛泽东的形象，破坏人们对毛的迷信和崇拜，从而动摇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信仰。两难，投鼠忌器，邓在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两项工作有说服力又合逻辑地联结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伤害毛泽东。
　　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关联：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政治上搞垮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最后捍卫者——华国锋派别，这样做将否定毛泽东是一尊神，毛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这个观念播入了全国民众和党的意识中。信仰的政治化在这时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性为就不得不伤及信仰本身。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峰就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是确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的１０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这些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的错误。平反的材料完全一边倒，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这个“新社会”受到迫害和打击，而毛不仅是在认识上陷入了错误，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损伤，毛与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决策原则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许多内幕材料被披露出来。要命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词，他们把自己涂抹得无辜又无邪，忠贞而又善良，但他们受到了毛本人或共产党的打击。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讲清真实，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舆论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在８０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试图为历史作辩护的言论都受到舆论的抨击，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拿着一顶顶“保守派”的帽子给人乱扣。从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脚来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国知识界的不成熟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毛泽东个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损本不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形象本身也欠真实，沾染有过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寄托着一种人民已经接受了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它的任何损伤都是对社会信仰的瓦解和动摇。
　　毛泽东不同于中共历史上的陈独秀和王明。后两个人的错误也导致过中共大批党员改变信仰，但中共最坚强的一小部分人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因为陈独秀和王明并不能代表共产党强硬派（毛和邓都是这一派别的骨干分子）所坚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们的错误丝毫不能说明这种思想必然要破灭。换一个说法就是，陈独秀、王明以及一共十个反党宗派首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或叛卖、或逃亡、或犯下左的右的错误，都与革命的主线无涉。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按照这条主线的指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条主线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遥远的、文不对题的、欧化的，这个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的形象受到损害时，这条主线也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从现在看，这或许是中国在摆脱文革走入改革进程的过程中付出的最大牺牲。因为这条主县（它是一条能够延续的生长中的线索）的另一个名称是：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当这条主线的某一段落变得模糊难辨以后，中国人向前继续迈进时将方向不清，道路不明，犯下更多的错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清楚的。中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或日本、欧美走过的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贫穷、文盲众多的国度，它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延长线走下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如果说不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必要的否定中国就无法迈出下一步，那么仍有必要对这种牺牲或痛苦的副产品做出限制，使它不至于产生波及面太大的灾难性后果。进行这种限制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及时塑造新的偶像以代替毛泽东的位置。
　　从原则上看这或许是愚昧的，是反现代文明的，但是从实践看，这样做对于中国却是绝对必要的。中国的明天是走向现代文明，然而它的今天并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必备条件，它必须首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否则它就永远也没有了明天。明天或许是孩子们各自独立生活，但是今天他们必须服从家长的管教，否则他们无法安全地长大。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指手划脚地加以指导，这是可笑的。因为它们在达到比较高度的文明之前也走过一段愚昧、野蛮的道路。愚昧、野蛮是文明和进步的基础和手段，这是世界历史所讲述的一个浅显道理。
　　中国的现实需要一尊新偶像。但是它似乎错过了这个机会。
　　邓小平坚决拒绝出演这个历史赋予他的新角色。他公开说出来的理由是反对现代迷信，他认为领袖个人迷信给党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是巨大的。邓小平就曾深受其害，他先后两次被无端地逐出中南海，都是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决定了，邓甚至没有申辩的机会。
　　邓厌弃新的造神运动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与华国峰的交恶。华热衷于接受民众和干部们的阿谀恭颂，使邓终于忍无可忍，他本来是有可能迁就华的无能，允许他继续担任一个名誉性虚衔的。
　　邓大声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比较可靠的民主决策制度。他推举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但很快又取消了党的这一重要职位，令胡改任新设的总书记职位。这个职位的含义仅是一个会议班子的召集者而已。
　　无论是对于胡耀邦还是对于胡之后的赵紫阳，邓小平从未给予过公开的个人赞颂，没有过人为地为其树立威望的举动，这不能解释为他对这两位年轻者的不信任，而是他避免为党选择一个个人色彩太强烈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人很容易被捧到一个不适当的高位，形成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局面。但是，邓在１９８９年彻底引退之前，他为党的另一为总书记江泽民格外加上了一个突出的头衔——集体领导的“核心”。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领袖、权威以及树立必要的个人威信的问题上，邓是否在认识上曾陷入了一个误区以后又有所觉悟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变化发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后，这个事件肯定会给邓某些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位英国记者在北京事件发生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面绣着“国务院监察部”大字的深紫色旗帜的后面，缓缓地走着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这些纪律的检查维护这也公开地违反了纪律，向自己的领袖们进行抗议。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当这个国家失去权威以后，一切似乎都乱套了。
　　邓小平如果接受他的一些同志的建议，建立起个人的更大的权威，那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
　　中共的另一个判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党坚持认为，在文化革命的疯狂和混乱中，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没有崩溃，生产之所以没有完全停顿，是因为有了党的存在。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整整两年里中共在组织上已经完全瘫痪了，也没有地下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而恰恰就在这两年中社会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达到了最热烈最疯狂的程度。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组织。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落后，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众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为，它肯定带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当这种“迷信”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妥协比斗争更明智。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明的领导者和所有知识分子都渴望在这个国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如此。他们聪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学是从争论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条件的。事实上，社会真正处于这种局面之前必须做出重大牺牲。首先牺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继之则是权威和秩序。春秋战国，战争持续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农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和容忍这种局面吗？
　　毛泽东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亲手作过两次试验。第一次或被点燃以后立即就烧向了共产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灭了它。而第二次，他连扑灭火的力量都没有了。
　　在信仰问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时，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会迅速地涌入以填补真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两年前的清明节事件平反，这是公正的。但是那次事件毕竟是民众自发地对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的蔑视和攻击，平反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造反”受到鼓励。这之后的一系列学生风潮和抗议活动不能说与此项平反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中共中央出面为一次民众的政治反叛活动正名，这肯定是为后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随时都会选择的自由政治方式。
　　１９７８年以后，许多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涌入了中国。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开放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结果，中国让出了空间，为它们开辟了市场。
　　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新鲜的思想和理论不断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些在异国土地上生长出的花朵。记住，异国！不同的水土条件会生长出不同的果实。
　　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例如要保持共产党以党执政的政治格局等等。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稳定所必需的，那么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从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国的，因为这些理论产生的土壤上并没有诸如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类条件。
　　西方的任何理论，包括纯科学的经济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在进入中国以后大致会起两个作用。一是与这块土地上的政治条件发生冲突，如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设计等；二是起到诱导和启发进步的作用，如许多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说和现代管理观念和方法等等。人权思想的启发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直接指引中国人走上发展的道路。它们只能在被中国人自己加以改造以后才会成为有用之物。马克思的学说是辉煌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它的改造利用，它在中国也仅仅只能停留在辉煌的水平上。它至多唤起几个勇敢的反叛者，但反叛不可能获得成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目前也需要再造一个“毛泽东”。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至今无法看清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决策层的组成情况。毛泽东向来对高级知识分子嗤之以鼻，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度，只有了解工人和农民的人才有对中国决策的建议权和发言权。毛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偏激的，但是绝非毫无道理，因为这是中共几起几伏终于取得全国政权的留血经验的总结。毛的告诫应该为他的继任者们牢牢记住，绝不能给予那些有学问但不了解中国社会地层状况的人单独做出决策的机会。赵紫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几位留洋归国的青年才子对他鼓吹管理就是生产效率。 并由此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极热闹的“优化组合”热潮。优化组合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种系统优化方案，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完全是一种非政治的通用管理思想。但是，当这项纯技术的管理措施被引入中国的机关和企业以作为对从业人员和干部进行重新组合的依据以后，它立即就被生命力更强的中国底层社会固有的政治所操纵和利用了。“优化”被普遍地改造为“净化”。有权势的基层领导人借此机会排除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人，净化自己的权利环境，清洗报复举报者和一切对权位造成威胁的人。权力被“优化”以后，不再受到监督。一些优化后的领导班子出现集体腐败趋向，公开的行贿受贿行为开始发生；另一些净化后的班子又开始了“同志”间的新一轮权力竞逐。
　　管理新技术的引用，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加强中央权力的统驭能力，相反，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基层单位却加固了割据、离心力量，使中央政权对地方和企业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降低。
　　这是可笑的，然而也使中国的一种真实。人们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真实状况以后，立即就会对那些怀有优越感的，试图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和训导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产生极度的厌恶。
　　１９３４年，中共在与它的敌人蒋介石先生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把溻的１５万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译者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而把领导班子中的农民知识分子，桀骜不驯、出言怪异的毛泽东放逐到远离权力的山区去了。权力“优化”或“净化”的结果是，仅仅八个月时间，中共的根据地损失了９０％，红军主力部队被迫开始了长达１万公里的大逃亡。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也使用了两名德国军事顾问。但与德国人相配合的却是土豪出身的地方军阀和更优秀农家子弟统领的黄埔系正规部队。这种组合很难说是优化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者。
　　在失败以后，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是一种“信仰”转变的过程。从笃信遥远的普鲁士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坚信身边的中国人毛泽东。他的后半生始终是克勤克俭地按照毛的指示而工作的。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独立地自然地完成了由洋到土的转变，他并没有转向毛泽东而是转向了他自己。而这个“自己”又恰恰与毛泽东完全一致，邓因此被列入毛的宗派组织成员而被放逐。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这种信仰的建立不是由于天才的出现，而是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本身提出的需要。
　　作为个人，邓对毛是保持独立的。因此他可以在对毛的个人缺点很不以为然的情况下笃信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当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提出一整套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的理论时，他实际上是在作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持续性发展的工作。
　　信仰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认证面临着一次转变。抓住机会，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思想体系，即获得了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就能保持统一并获得发展；集会放过，任由德国的、美国的、传统的或超现代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参与决策和招兵买马发展势力，这个民族很快就会遭受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