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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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受到挫折。如果几千万吃不饱的矮个子中国人经俄国而进入欧洲大陆就食和寻求发展，那时就是欧洲人的末日。在中国问题上，世界的最佳选择是既不干预又不“帮助”，即不用那些漂亮然而对中国无用的思想开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自己的事情。
　　　　作为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后果，职业行为的非职业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不断毒化和污染社会生活环境，又会进一步动摇社会的共同的信仰。
　　职业行为非职业化一般被区分为职业道德堕落和职业权力利益化这两大类，而在具体行为上实际并不存在区别，例如，以权谋私的警务人员实际上也是背叛了职业道德，而漫不经心的医务人员常常是因为没有利益的驱使。之所以要在类别上做出区分，是因为它们的行为主因和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在发展趋势和解决途径上也完全不同。
　　以权谋私的非廉行为从比较单纯的角度看，是社会管理的必然性缺陷在行政行为上的表现，属于物质的或技术范畴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无法反映社会的属性或社会道德气氛，任何国家几乎都有此类问题的发生。中国的报纸大量刊载西方国家发生的诸如：吸毒、艾滋病、官员受贿、极端性宗教活动和官场丑闻、金元政治等等，并试图以这些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甚至做出西方社会正在衰亡的盛气凌人的预测，这是既无根据又十分浅薄的。上述的所有社会丑恶在中国大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而且发展势头迅猛，一两年之后肯定会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但是我们却无法据此做出中国社会已经腐败的结论，因为类似官员非廉和社会腐化等问题，仍可在技术范畴内考虑解决。
　　公正地说，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官员的廉洁状况根本无法与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前比较，在那一个长时期里这片大陆是纯洁的、干净的，共产党曾为此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其经济发展逐步市场化并有着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景，你能说社会在退步吗？
　　社会主义是纯洁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肮脏，这是中共的一个误解。当他们用这种误解去误导公众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众对社会变化的承受能力，公众必然会因看到社会出现肮脏现象而对那个唯一的执政党产生无法解释的愤怒。
　　对权力不能进行严密监督和妥善管理，权力必然会成为谋利的手段，在任何国度或任何性质的社会里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因为从法律上不相信道德对权力有约束作用，所以比较注重从制度上规定除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措施，权力还不能够任意胡为。而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订，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这或许是文化传统或观念方面的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用人哲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荒唐可笑的，可中国自己却认为只有如此才符合道德规范。错的一方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所有哲理名言都是在非商品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中国人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商品经济社会。
　　用几百双眼睛日夜不停地紧盯权力，中国人慢慢就会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开打出不信任的旗帜，严格内部检控制度，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道德的。不信任就是一种督促和保护。
　　中国大陆目前出现了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这并不可怕。因为这个现象与社会阶级分化的其他现象不同，它除了说明管理观念落后和管理制度需要改进以外不能说明其他的任何问题，更不预示着社会将发生可怕的恶变。当然，因为腐败而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也会因此发生规模很大破坏严重的社会风潮，但这是对执政党管理无方的抗议和惩诫。一般地说，事态过后，社会仍会按照既往的步调发展下去。
　　但是，如果官吏腐败问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能获得解决，并且有蔓延之势，那将是中共真正难堪的时刻。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如果出现了反对党，那么它的头一条政治主张一定是反腐败。它不仅要以此为纲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且要把腐败这块招牌牢牢地挂在执政党的脖子上。这是世界各国普遍上演过的政治悲喜剧。
　　改善吏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官员不敢或不能任意行事。中国现在的难题是不能轻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动作几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缘。
　　邓小平在７０年代末重掌重权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大力加强民主建设，但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响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求共产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邓小平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
　　中共以后在全国进行了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目的除了要稳定社会，制止不断发生的学潮以外，更主要的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在１９８７年邓与总书记赵紫阳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健康、顺利、深入地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划清界限。
　　无论在什么事件和从什么角度去看邓与赵的这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打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优势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
　　中国的社会公众又一次做出了非常奇特的反应。不知是出于错觉，还是计划步骤本身除了问题，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应是恐惧。他们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安全和职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的确，包括“优化组合”在内的用工制度改革意在砸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铁饭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以充分表现了出来。
　　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像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人多少有点儿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
　　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未能在这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中国人将真的要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
　　１９８７年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一个谜。邓领导的这场革命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触动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将予以回击，而民众的利益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做出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难等各方面的让步，仅仅在两个基本点上要坚守阵地，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终身保障制度和心理上获得的社会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击到这两个基点，那将是改革领袖们的滑铁卢。妥协是必须的。
　　这两各级点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时只能在职工已获得的利益基础上作向上的调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线的前提下拉开贫富差距，而不是打破平均线作有上有下的调整。中国社会固有的复杂有力的权力辐射效应使社会成员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经济性质，民众在自己基本利益不被触动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泽东已经给了民众的东西，邓或其他的人不能再拿走。中国在１９８７年以后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毛泽东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这种情绪。
　　１９８７年改革是同时向干部的“铁交椅”和一般职工的“铁饭碗”下手的。作为有资格的中国领导者，在作者中设计时应预想到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可获得各种保护，铁交椅在短期内难以打破；一般职工缺乏保护而使针对他们的改革立即就会成为事实。这种“时间差”实际上使这次改革蒙上了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挑战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众下手，使贵族精英意识还是单纯的计划不周？
　　另一个谜则更令人费解。在此期间中共的宣传机构却在极不准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获得了社会的同情和热情捐助。诸如此类事迹在报刊上被大力宣扬，这是明显的误导。改革的冲击与人们心理上的承受力之间有着必然矛盾。正确的宣传应该是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正确的幻想，而不是以虚假的事是来鼩避矛盾或麻痹自己。要明确地没有任何误解地告诉社会公众：这个国家使贫穷的，不仅无力解决许多儿童的医疗费用问题，而且也无力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关于个人生活和保障的许多问题上，你们将不能依靠国家和社会，你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
　　承认这一点对中共是痛苦的，这个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毕生的愿望是让全体公众都过上富足的无忧虑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将来才会实现的理想。而现在，国家和社会绝没有这样的能力。
　　要把真实告诉民众，使他们的心理得以必要的锻炼，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机制的“转轨变型”，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传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又很难。他们必须不断宣传社会的“光明”，以维护社会人心的安定。又是一个艰苦的两难选择。
　　在结束本书的叙述之前，我们无可回避地要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或预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设计能否按期实现？中国政府将在社会危机发生时采取什么对策？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对策的社会价值，等等。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可能性极低，这几乎是一个充满风险、不断冲突、挫折、错误甚至是激烈对抗的过程，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形成发展与安定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如果政府的对策正确、全面且有一定预见性，社会完全有可能以妥协的方式消化矛盾，使对抗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最大的或最现实的危险来自于中国决策集团对社会发展的错误理解。在处理危机时，意识偏差将导致对策失误。这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和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但是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条件对中共是极为苛刻的，它们不允许这个执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及关键时刻犯错误。任何类似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过程的中断。
　　我们已经反复阐释过，中国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反馈机制的条件，虽然新的领导人力求对决策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咨询、论证、预演，但是决策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传统色彩，这又增加了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
　　如果说传统的意识上的偏见是决策失误的陷阱，那么中共在引导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遇到下列几个伪装得极好的预设陷阱。
　　1.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钥匙，速度与安定同步运行。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的计划，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
　　中国十几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正处于旧的结构和体制趋于瓦解而新的可以替代的结构和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关键时期。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新结构和体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里能够生产出来的，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才是有效的。因此，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使就结构迅猛崩溃，而必然滞后的新结构尚没有生成，社会将发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空白期。
　　如果说双轨制已经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苦恼，那么双轨都不起作用的空白期将是更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双轨时期不同利益集团都可同时获取改革的红利，那么在空白期与各轨有利益联系的社会集团就同时失去了依托，开始从左右两方面夹击中央政府，政府将因此而举棋不定，动辄得咎，宏观一再时空、微观早已失控。
　　这仍然不是最危险的，因为仍由政府作为缓冲物存在。当左右两方面越过政府而互相攻击时，社会就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了。
　　９０年代开始以后，中国政府曾对公众许诺要“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政策举动的信号，并未见实际举措。因为这个问题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结果，除非实现全面倒退，否则无从解决。在此之后，全中国迅猛地掀起了股票投机和地产投机热潮，政府却并未加以认真的制止和引导。炒股动辄就是几万元的赔赢，这不就是更明显的“分配不公”吗？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决定引退时，曾面嘱他的继任者们要慎重从事，保持国民经济年增长６％——７％的发展速度。１９９０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十年规划”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６％左右。这是明显求稳的速度规定。如果考虑到“七五计划” 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７.８％的速度，那么实际上就是要使经济发展适当放慢速度。邓的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调节经济增长速度有两个旋钮。一是资金总投放量，二是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给予刺激。由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则，中央政府对这两根缰绳都无法勒住。中国经济就像一匹急躁的劣马，任性地狂奔而去。据最保守的估计，１９９２年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１１％以上。
　　中国人经常能够创造出奇迹，在那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许他们不受某些陈腐规律的制约，能够保持超高速度的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稳定。
　　2. 市场机制万能论与国有大中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和热点。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文件称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１９９２年预计中国财政赤字将超过２５０亿元人民币（应为２３６亿元——译者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既开源又节流，意义是重大的。
　　前苏联各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实行所谓“硬着陆”，既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变或改造为企业所有、集团所有或私有，限制国营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开辟和单轨化创造条件。
　　中国人虽然在搞“软着陆”式改革，但是苏联人的设想也正是他们的设计目标之一。改造国有企业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也是改革从此走上歧路的重要契机。
　　中国目前并不深刻了解市场经济。他们或许看到了市场机制刺激生产的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致命缺陷尚无深刻体会。试图单纯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去弥补不足，是十足的书生气和天真。
　　中国企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它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保有一个门类齐全的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有企业力量。组成这支力量的企业只能有较少的自主权。
　　实际经济生活与模型论证有巨大差别。按照模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完全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态，而且也只有这种自发调节才能达到最优态。这是不错的。但是必须记住，模型的建立是排除一切干扰的，如同物体在真空中运行一样，这种理想结果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全部条件获得完全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自发调节必然造成巨大荒谬和极度不合理的结果，而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它不可能“完全满足全部条件”。
　　在中国旅行时，每当听到官员对我这个来自商品国度的学者大谈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美妙作用和神奇功效时，我都为他们的浅薄和偏颇感到沮丧。毛泽东先生曾多次讲过他的干部缺少辩证法，我发现毛的这个评价正在得到印证。如果不能保存一直强大的国有经济力量，使它们担当起部分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作用，社会的商品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协调运转，在中国这个刚刚开始向市场机制国度的国家尤其如此。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产品生产，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的参与，它们只能服从计划而不服从利润，服从全局而不服从本企业的经营指标。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它追求的是政治、文化、教育、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这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了几百年以后才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市场机制在完成除经济指标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时，都是间接的方式，甚至为了利润而牺牲其他目标，例如环境恶化、教育偏颇等等，中国在进行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时，应避免重犯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
　　经过近４０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建成了一个国有的工业体系，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独有的优势。由于这个优势的存在，它可以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例如，资金投向的分散化和轻型化，调剂劳动力市场的无能为力，基本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非均衡产业结构，受价格导向的市场与生产的短期行为等。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尤其需要国有经济力量在安置失业劳动力、调整分配收入差距、吞吐物资、平抑价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对这些企业进行经营机制的改革，给它们“自主权”，无异于纵虎归山，使它们各自成为自己的王。中央政府再企图指挥这支分散的军队时，必须予以收买，而这笔费用要比用于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的费用大得多。
　　毛泽东有句至理名言，现在几乎成了西方所有政治家或政治野心家的座右铭。毛说：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的语言虽直率而简朴，但其内涵却耐人寻味，显露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心机和老辣。这句话等于告诉了你一个稳固政权的全部统治术和经营秘密，你要善于指挥自己的力量，而不要为这些力量所左右，即不用自己的受打自己的头。
　　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也许要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才会重新回归毛泽东。
　　3. 打破“铁交椅”和干部选任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在总结自己的治理经验时一再强调说：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靠的就是两支干部队伍。（指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中培养起的两代干部队伍——译者注）。干部队伍基本稳定是政权建设和社会安定的同一语。
　　在现代化进程中，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出政治参与要求。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起自于基层的政治参与要求的目标不可能指向对中央决策发生实际影响，更多的指向则是对中层以下各个职位的干部的任免撤换。社会成员中政治参与的动机和社会利益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有挫折感的社会成员希望干部能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相应的同情和保护政策；而对新的经济生活比较适应，并且积聚了一些财富的社会成员则要求任命那些更有魄力推行改革措施的干部，从而不仅使他们的财富得到保护，而且能为增加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要求都具有合理性，因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使社会安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中共目前推行的干部选拔方针，除了固守的传统标准以外，更偏重于选拔“开拓型”的干部，这与社会正在迅猛“变型”的过程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省的主要官员为这类改革开拓型人才，那么一个任期之后这个省的各级干部都将按照“类聚”规律调换成同型的人选。这样延续下去，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由谁去代表呢？
　　按照一般规律，当一派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有表达渠道时，他们不是改变自己的要求或压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开辟非正常渠道伸张出来。这类非正常渠道队社会安定造成的威胁是巨大的，它包括游行示威、秘密集会、地下组织和建立党团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常常出现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手段。
　　既然有利益的分野，就必然有政治主张的对立舆斗争。与其采取压迫手段使这种政治斗争社会化和秘密化，不如选用更利于谈判和妥协的方法。社会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游泳池，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家。各派社会成员都在政府中或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代表们之间相互影响、协商、谈判、妥协，使社会稳定地获得发展。
　　中国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众团体和组织，如社区组织和独立工会等，这又减少了利益缓冲的一个层次，从而使权力机构多元化更显得必要。
　　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还有更为重要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和现代观念也开始生成和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反权威意识和自由化主张。从而与代表统一、稳定、权威的政府官员发生天然性的对抗。
　　非常难办的是，从表面现象看，在对抗中占理的一方并不是政府官员们。因为当社会公众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要求和评断各级公职人员的素质时，他们可以从中剔选出许多观念和行为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生活作风、效率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袒护同僚甚至有个别的以权谋私行为。剔选的过程有时伴有举证，有时仅为单纯性的厌恶，无论有无举证，都能形成舆论。
　　这是一次非常容易卷入错误的机会。迎合舆论，迁就民意，是错误的开始。公职人员和干部队伍应该逐步更新观念，并通过内在机制匡正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但不是动手术般地割除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此时，“无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职人员处于“被告”或“被挑剔”的地位所造成的，并非整体的堕落不堪用。另外，干部队伍在观念上适当落后是一种保障社会安全的正常现象，对此亦应有正确理解。
　　政府公职人员从整体上体现着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因而也代表了全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队伍本身不能获得安定，那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反过来就要对社会的安全发起挑战。因此，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刻设法保持基本干部队伍的稳定，与他们对话，并在权衡利弊之后对他们中的某些“把柄”采取姑息性的既往不咎的政策。而在变迁结束政权稳定之后，政策可以相应严厉一些。南韩、台湾等亚洲准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过渡期。
　　4.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愿意声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因为改变政策往往是务实精神的体现。中国是个例外，它的政府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或许这是某种原则精神或尊严感的体现。
　　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是层出不穷的，政府作为解决矛盾的对应措施，只能不断更新和调整，自己否定自己，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不必算数，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有些政策在推行时是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做出承诺的，这是为了使社会放心地接受并执行它，例如中国在改革初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几十年不变的政府承诺农民将不敢在承包地块上作资金投入。当着类政策没有与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政策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惯常定式，它也会自然延续。
　　另一类政策则要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改革初期制订的“反投机倒把条例”中的许多条款是违背商品流通规则的，现在早已因其不适宜而废弃不用了。进行这类调整时就不必承认“错误”，因为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变动各项政策，就如同驾车者要随时扭动方向盘一样，哪一次的向左或向右都是正确的，因为车子在向前走着。
　　有些政策的变动引起摆幅过大或缺乏论证会使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形成失望感，这会成为一些人与政府拉开距离的心理原因。例如在邓南巡之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相继制定了鼓励在职职工进行第二职业的政策。此项措施的用以无非是希望职工多一条增加现金收入、对抗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出路，减缓因分配不公诱发的社会矛盾；但同时也是职业道德发生堕落的一个合法原因，弊端许多，绝非良策。
　　类似的一些在头脑热胀时推出的政府决策大多将以个别人承受指责而被政府废弃。
　　5. 善意的宣传诱导。
　　对于政府来说，宣传的唯一指导方针就是公正地尊重事实。舍此之外，任何其他动因的宣传都应归入“误导”之列。中共在北京事件中已深切体验到了误导宣传的巨大威胁，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相当一部分宣传一直在起误导作用。
　　对于改革或政府执政的成绩进行宣传从来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似乎难以提高民众士气与信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民众一般只对自己能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成果铭记于心，而对官方喉舌的宣传并不刻意去体验。因此，官方的热情宣传自己只剩下两个副作用，或误导民众产生过高的期望值，或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况且，中共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过去曾受过很大的损伤，宣传效应已经下降，加大宣传量或增强宣传力度只能向反方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对“大跃进”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对“大好形势”的宣传，文革中对“伟大成果”的宣传，虽已被彻底否定，但民众心理上极自然地会把同一宣传机构的这些杰作同现在的宣传联系起来，从而排斥现在宣传的真实性。
　　中共执政４０多年来对民众最大的一个误导是劝说民众相信“奇迹”。它在推动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诉民众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最终都没有产生奇迹。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未能够接受宣传上的这一系列教训，它现在又在宣传“改革会创造奇迹”的思想。改革不会创造奇迹，它只会指引社会走上艰难的但会得到正面成果的道路；相反，奇迹思想却会危害改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全部源于对奇迹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华国峰的“洋跃进”，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对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开发热潮等等，均属于政府缺乏成熟的表现。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决策者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或没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简单化框框。只不过，‘革命’在这里换成另一个说法——‘改革’了”。
　　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和解，将北京街头设路障和放火阻止军队进城的“暴徒”宣传为大多是有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一般市民开脱肯定是善意的，但这不是事实，无益与市民的自我检讨，也使世界舆论对北京政府的宣传产生不信任感。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事件结束一个月后，北京市五个城区共收审“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罪前科案底的仅有１９０人，（指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两劳”人员──译者注），占总数的７．３７％。这个数字和比例虽比这类人员在同龄市民中的自然比例为高，但在“暴徒”总数中却还是“极少数”。在宣传中夸大这类社会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不利于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总结。这个材料之所以能够披露出来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宣传倾向激怒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主管监狱和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该部门的主管官员魏相如（音）不满地说：事件中闹事的前罪犯仅占五年来放回社会的同类人员的１．０８％，说明挽救前罪犯的社会工作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当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半官方喉舌披露出来，这是中国宣传政策发生松动的一个例证。宣传上允许讲不同的事实，是保证宣传的公正性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船抵进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吧，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国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引起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
　　向富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对自己的民族迟一种正确的态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而不适当地夸耀自己的进步，误导民众产生狂妄情绪和民族优越感，则应视为宣传的失败。
　　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富裕和强大的程度，与周边国家相比较，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常规海外作战能力（指军事力量——译者注）都是很低的，但是它正在通过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如果它的国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狭激烈的民族情绪，那么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就已经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它在自己继续进步的过程中将遭遇到强烈阻遏和预防性限制，这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经济进步盈余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的最重要的经验和体会。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卓有建树的领导人，那么毛泽东远比邓小平幸运得多，他是在一个宽广无比的历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挥洒着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计、修改设计初稿，在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个性的色彩。而邓却没有这种条件，在他当政时，历史已经把中国逼入了一条狭长起伏的险路，他只能引领着自己的党和国人亦步亦趋地沿着历史预留下的这一条唯一生路艰难走下去，稍一错步或失足，就是整个民族的颠复。
　　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基本风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乐观精神。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自己都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设想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邓之间即完成权力交接，中国的情况将与现在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邓之间确曾发生过一次言词激烈的个人冲突。在一次研究制订农村工作政策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按照中共党史权威的解释，邓当时完全是善意，而毛对于权力过于敏感。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当时既没有抢班夺权的欲望，历史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安排。历史知识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将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经过磨难的邓小平，也不会是现在的邓小平。
　　历史为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了他们。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远也不要离开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 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 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对中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
一
　　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
　　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
　　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
　　人类已经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
　　我们不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
　　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可疑者的名单是长长的一列，如果我们认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公正的，它没有屈服于强权者的意志（事实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联合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局面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说，几乎已构成了联合国的历史。）那么这份名单上已开列出下列国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北朝鲜、塞尔维亚、红色高棉……。潜在的名单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贫国家。
　　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国组成“安理会”，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
　　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
　　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
　　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理造成的吗？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去制订呢？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
　　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想。
　　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
　　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从来的统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但是，从来的这些权威改革家推动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灾难甚至正是由这些改革引发的。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中国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当他一相情愿地企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时，他使他深爱着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从而使这个伟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贬损。
　　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两个要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所以，统治者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因因相循，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变。
　　哲理，我们得出了促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三个限制性条件：不是单纯性受国际潮流影响的，而是发自本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经济、政治要求；不是出自于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体；不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
　　在这三个条件中，我们排除了外部因素对变化的激化影响，也排除了内部组成因素中贵族与贫民阶层对变化的主导作用，仅留下了“社会优秀品级成员”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并将民族与社会更新变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