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春的都市褶子

2006/3/23
围墙和长城


北京大院多，有大院就有围墙。其实，大院和围墙的来源，肯定定居性的农耕社会的文明形态，所以最有名的围墙就是长城。在1980年代的前半段，一种表明社会进步的现象就是把机关大院的围墙拆掉，改成商店，叫做“破墙开店”。当然，近二年的文明是要像大连市政府一样，要求机关大院拆掉围墙，搞出满院春色关不住的新文明。一句话，围墙真是碍眼！
这些日子有一个热闹的事情，就是两个地产巨鳄—— 任志强和潘石屹——讨论起“富人区”和“穷人区”。这个讨论本身对于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讨论，因为这是针对表象说表象，又都针对现实虚构现实。能有两个巨鳄讨论这个事情，本身才有意思，因为可以看出即使是巨鳄也是“初长成”的巨鳄，大家还有足够多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本质上还没有彻底分裂的正反两方。
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这两位巨鳄在辩论。我被其中的一个瞬间吸引了。当时任志强说，在美国越是富人区犯罪率越低，越是富人区越没有围墙。而潘石屹出现一时找不到辩论对策的情况，结果只能采取道德主义的 “无赖而可爱的主张”——我就是不喜欢围墙。于是，关于“富人”和“穷人”的素质辩论，转换到对“围墙”的共同厌恶上。我想其实只要这个社会的所有人还有 “内部”和“外部”的分别的话，自然就有“围墙”的存在。
美国的富人区确实是石头的、铁的围墙少，但是我相信富人区的安保系统构成的无形的围墙肯定惊人。且不说大量的摄像头等现代设备构成的监视系统，这实际上只是有形的“围墙”的隐形化。在一个已经分裂的社会，富人区最有效的保安系统是你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和私家汽车这样构成的“形象认知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强烈警告着“外人不得入内”，当然也使得富人区的犯罪变成“同人犯罪”，即使那些伪装成的“同人”的人已经被“富人文化”洗脑过的人。所以，《天下无贼》中能到别墅区打劫的人也只能是刘德华、刘若英这样的明星演的人，绝对不是傻根这样的人可以做到的，哪怕四周没有围墙，门口没有保安呢？
在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我想根本上也没有拆除多少围墙，911之后还开始修长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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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2
北京的灰尘
在北京过两三天再进一间带窗的屋子，你要面对的就是那些细细的尘土，它们趴在所有的平面上，细致入微到几乎看不见。你用手轻轻一划，才在那道痕迹之外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然后，去洗手，它们又悄然消失了。这些灰尘自然也覆盖在你的鞋面，使你无法跨越空间去想象过那种好莱坞电影中的生活，穿着皮鞋就跳上床；这些灰尘自然也覆盖在窗外的地面上，但是也无法促使我跨越时间去感念它们在漫长的岁月构造了黄土文明的功劳。
灰尘，百分之百的令人生厌。灰尘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分量显得更沉更重一点，所以管它叫做“土”，“今天外面刮土！”，这句话就是说沙尘暴也许来了。有时候，我带着一种心理隔膜和心理障碍，就觉得“土勒吧唧”这个词几乎附着在这个城市的无垠的空间和无数细节上，而且也因此衬托出那一大片皇城琉璃瓦的亮丽。唉，这里的吃食也都必须带着一种蒙尘而不改其本色的勇气，只有这种气质才可以亮出自己的身段供人选择。这些吃食最羞涩的是浅灰色，如麻豆腐；最经得起考验的是深褐色，如果焦圈之类；最流入俗套的是涮羊肉，本来鲜红的羊肉在沸水中转为灰色，混入灰色的麻酱中了此一生。在这个城市的吃食中最有名气的，比如烤鸭或者冰糖葫芦，也还是那套美学，在一大片灰色中如琉璃瓦一样亮丽。
这些灰尘，或者说土，我总想擦拭去掉。有一次，买了一棵比较大的盆栽，绿色的树叶和青灰色的树干，美得很，尤其放在我那面灰墙前面。可是，树叶上被蒙上了很多的土，每一片叶子都是。于是，自己和在屋里的朋友一起用湿布擦拭。这个工程太大，我无法把这个看成一种修身的方式，大家也就采取眼不见为净的策略，只做表面文章了事。 过些日子，这个盆栽有了些极为干净的树叶，不沾一点尘土的生长。这些叶子是新长出来的叶子，花盆的周围落着一些落着尘土的故叶。不蒙尘还是要依赖新生的，新生才是脱胎换骨，于是晚上洗澡的时候，恨自己新陈代谢太慢了，自己是一个肮脏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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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3
把电视做得象博客一样


春节，我在故乡和北京两地渡过着，两边都是没有归属和参与的感觉。初四在北京，发现了有一个东西特别有参与感，就是汽车警报器。今年是北京“禁改限”的第一年，每天晚上爆竹雷鸣，烟花怒放，搞得跟战争一样，但是跟着出现的声音更刺激，那就是汽车警报器给震得神经错乱，彻夜撕心裂肺的叫嚷声。春节是我的，也是警报器的，归根结蒂是警报器的，这是我的结论。
“参与感”这个词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春节因为给声音搞得不能睡觉，所以看了CETV－3的 “看今天”的“午夜节目”。我本来对元元以前在北京台的“第七日”就感过兴趣，因为发现那个节目有一种视角转换所提供的虚假的“参与感”。譬如，打假的事情，不是从工商管理部门说起，而是从某个消费者的观察和亲历来说。但是，“第七日”无论如何还有一个媒体人的感觉，比如，这个媒体人说坐在马路边的民工怎么观察来来往往的MM们，而不是一个MM的亲身说法。
看到了“看今天”，吓了一跳。这个节目真新鲜。基本上有个错觉，就是内容都来自观众，连记者自己也就是一个没事找事的观众。这些所谓的观察员，拿着miniDV说着身边的事，事情小到不能再小。而且，这个节目在自己的制作基地，搞了一个自拍机器，让人站在小隔间里面，说几句话，唱几句歌；这个节目在制作基地里面还提供DIY的把自己素材输入制作单位的硬盘里的计算机；这个节目累计人气的策略，也是把人弄到基地门口，献血呀，放烟花呀，交换礼品呀！说白了，这个节目就是象一个博客网站一样，看起来是观众自己写博客，制作单位就是一个网管，制作单位还经常搞些网友聚会一样的活动。
电视在传播上还是单向的，这么一来搞得电视有很强的互动感。当然，电视媒体还没有那么强的自由空间，否则保不齐就能在DIY里也搞各种“XX姐姐”或者“XX妹妹”出来。但是，把电视做得如此样式，在这个北京地方性的节目中确实让很多市民有了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感觉，参与感的确立就是自我的落实。虽然，这些事情真是零碎到如同春节的清晨走出楼门看到了满地的鞭炮的纸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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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6
大地艺术的现成品


北京的冬天，我在各种玻璃窗的里面待着，阳光隔在外面，风隔在外面。此时白昼寂静如黑夜一般，阳光寂静，风声消失，冬天得极不真实。
一天，同样充溢着寂静阳光的白日，我透过车玻璃窗，看见了环线两侧的低矮灌木消失了，被笼罩在深青褐色的塑胶布里，簇新的木条支架格外刺眼。这些丑陋的护棚沿着粗大壮硕的城市道路，一直蔓延到我的白日梦的边缘。这些本来应该裸露在大地上的植物，因为人们害怕这些被迁徙到异乡的植物，在残酷的冬天被活活冻死，让它们隐匿在塑胶底下面，苟活一冬。此后，我变得有些强迫症一般，去发现那些冬天里被包裹了的植物。一些高大的塔松，在建筑工地一般的围帐中生活，这种东西和那些低矮灌木的护棚如同战争中的伪装物，让这个城市好像藏匿了武器。
还是一天，同样充溢着寂静阳光的白日。我走出了玻璃的后面，冷风把冬天不真实的感觉迅速击碎，阳光于是开始流动，从人们仅存的裸露的脸部爬过。一排只剩下光溜溜的树干的树再次袭击了我。它们整齐、规则地被草绳缠绕起来，浅金黄色创造出一种惊人的单调的美感。在远处U形大楼的弧形阴影里，一群树被惊人地裹上了红、蓝、白相间的塑料布，这种布就是制造那些最简陋的蛇皮袋，或是抵御洪水来袭的河堤上常常见到的物品。这些被裹得如同异形的树，古怪、荒诞、丑陋。我的目光不忍离开，直到看出这后面的美感出来，这些树开始不断地在我脑海复制，蔓延在整个北京的冬天。那个瞬间如同包裹大地的艺术家克劳德夫妇的入侵了我的脑细胞，他们把包裹澳大利亚海岸的豪情释放到北京的冬天里。
北京的冬天把水泥河道中的河水冻成水泥路面一样，还如此方便的提供大地艺术创作的可能，只是缺乏艺术家的大规模的爆炸性视觉体验的野心，缺乏艺术家对色彩的敏锐的野心，这些现成品变得如此局促、不堪、委屈、贫乏……
下一个冬天，北京负责城市景观的部门是不是会如同征集奥运会主体育馆的设计方案一样，征集植物越冬的包裹方案？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恶作剧，但是，冬天的寒风里面没有白日梦，再想起那些北京街头的公共空间的雕塑后，就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也许现在的这种不经意才是一种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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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30
立交桥上的鸡


在超市里，最近目睹了一次关于鸡的事件。这个事件不是卡尔维洛的那则社会意义上悲凉故事。他说，一个工人带儿子逛大超市，儿子忍不住嘴馋吃了一只超市里的鸡，因为他们没有钱为此结帐，于是无法走出这间超市。最终，他们穿越超市的一个洞口，来到了灿烂的霓虹灯广告牌底下，看着都市的夜景。而我看见的是一位父亲带着女儿，他们站在超市出售肉类的冷藏柜边，父亲要买猪肉，女儿想吃鸡肉，父亲说：“不是现在不能吃鸡肉吗？有禽流感。”这和经济的贫困没有关系，而我以为是另一种面对危机时的精神贫困。
超市的冷藏柜里，整齐地码放着鸡只，大小一样，表情一样，眼睛闭合着被包裹在一样的包装中间。这些都是来自大型加工厂，按电视新闻的说法这些大型的加工厂是安全的保证。我想大型加工车做的也是一种大规模屠宰事业，一种安全的屠宰事业。因为禽流感，我们正在使用一种追求安全的屠宰，这种屠宰包括“扑杀”。发现疫情的地区，我们使用“扑杀”的方式，十几万、几十万的杀掉这些鸡们，把它们的尸体深埋、撒上石灰。
我不是所谓的动物保护者，也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恍惚中总是梦见一群鸡从那些厂房奔跑了出来。它们或许不是因为恐惧，不是为了追求自由，是它们突然恢复了飞行的本能。它们飞临了我们的都市，看到了立交桥的栏杆，停了下来
立交桥分为几层，这些能让人类更快速的通行。这群鸡中间，有两只喜欢议论的家伙，一只对另一只说：“人类真聪明，你看立交桥的发明，可以让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前进，谁也不影响谁。”另一只更为智慧一点的样子，它说：“嗯，没有翅膀飞行的人才需要这种桥梁。我们以前没有恢复飞行能力的时候，他们也让我们住在楼房里面，一层一层的。”第一只鸡点点头，“是的，立交桥上的车和立交桥下的人也一层一层的，密密匝匝的。”
密密匝匝的，我就是为这种繁多感到痛苦，“扑杀”这个字眼就是因为繁多而让我恐惧。如果，我们因为侯鸟的死亡，而拒绝自己的死亡，是不是也有一点恐惧。在恍惚间，我有点害怕起来，不是害怕被报复，而是害怕又要打一针疫苗，挺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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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5
辣椒油和沙拉酱


北京天冷了，早晨去单位的路上，空腹，我还真挺不住。在一间大学的门口看见一间最常见的杭州小笼包店，就坐下吃点东西，增些热量。这时，三个进城务工的三个年轻人也来到店前。他们头发乱乱的，眼神饿饿的，打听了半天价格，最后坐在我对面的桌前。他们三人，要了一碗蛋汤、一碗馄饨、一碗粥和一屉包子。其中，年龄最小的小伙子，穿着军队作训服，他劝着两位年长的，让他们趁热吃，然后自己夹一只包子，在放在桌上的一大碗的辣椒油里沾了一下，放进了嘴里。
最近我思考“中国城市影像里的公共空间”的题目，以为城市化的进程可以看作“公共空间”产生的过程。在公共的辣椒油碗里沾自己的包子，这个行为自然刺激了我。取来小碟子，把大碗里的辣椒油舀进去，这就完成了由“公共”转入“私有”的过程，你就道德了。但是，这个小伙子的行为，我无法用自私进行标识，因为他不认为这一大碗的辣椒油是他私有的东西。他只是没有确立真正的“私”的意识。你只能在自己的空间里处理自己的食品，这是“私”的意识。
我们在必胜客吃饭，里面自助沙拉是一个景象，有不少尽量占有原材料的方式可以欣赏。这是如何将“公共财产”尽量“私有”的欲望的呈现，而且“公共财产”的耗损好像并不侵犯任何一个参与分配者的利益，于是这里有了一层道德的糖衣，“我又没有多占你的东西”。
把沙拉尽量装到自己的碗，在“公共卫生”而言是文明的进步，而仅说分配的方式，与前面吃包子的小伙子比反而退步。因为，小伙子的吃法没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成本，而“浪费式的占有”却肯定增加了公共服务成本，也会降低了服务质量，从而损害了参与者的利益。辣椒油和沙拉酱都呈现我们文明改造的复杂，首先只有确立了 “物权”上的“私”，才能讨论“公共”的问题，而且只能把“公共的”看成“所有参与者”（而不是第三者的或者一个抽象的国家的）的才能有真正“公共”，否则是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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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5
马车西瓜
从暮春到初秋，在马路上在看到很多次马。马都很娴静立在那里，在浓密的树阴底下。其中有一次是在极大的暴雨中，马立在单薄的过街天桥底下，还是安静的，眼睛睁着，没有一点攻击性，像阳光里的树阴，暴雨中屋檐下的窗口。
在汽车跑的马路上看见马，情况大都是这样：两个郊区的人、一匹郊区的马，拉着一车西瓜或别的水果。一天在电视里也看到了一马车西瓜。这是一条诉求很local感的啤酒广告，广告说“话说北京有一个小乡村……”，画面是黑白的，一位老农人驾着马车，拉着西瓜。当然广告说的村子是中关村，中关村变迁为彩色世界后，广告的意思是大家就要喝这个啤酒。我很难把中关村和啤酒联系起来，在白石桥路等地名消失了以后，六郎庄一带的城中村里，砖头砌的平房小店，门前堆着的啤酒才local。
我和马路上的马很多次擦肩而过后，终于买了一次西瓜。自己命名这种西瓜为“马车西瓜”。大多数马车西瓜是淡绿色、长长的，不似经常在夏季果摊上那种纹路分明、圆圆的“京欣”。马车拉着西瓜步入都市的内部，对这种售卖的形态和售卖的货品的关联，我怀有一种探索的愿望，但是每次经过时却忘记了在屋子里产生的狐疑，都市里匆忙的路人总是麻木的。
在闹市中，马车西瓜不太扎眼，尤其马不讨人喜欢，只能安静的像雕塑，不像草原旅游景点的马会引得人兴奋。今年5月的一则新闻比较刺激：一位行为艺术家用马车拉着“炮弹”去国贸附近的一个楼盘展览，没有想到惊动了警方，把道路堵了近一个小时。报纸上说，这个作品叫“孙悟空大闹水晶宫”，原来是“弼马瘟”的行为，我想“猴”事依然与马无关，马照样安静立着就是。马车西瓜不太好吃，不甜，所以那次我榨汁时，居然加了一点菊花蜂蜜。马车西瓜引得路人关注的原因，一是便宜，二是次日此处留下的瓜皮和马粪。马不是宠物，所以马粪就格外刺眼。其实，出城的马车，我大多看到多是拉着拆迁下的旧砖，马大概如此退出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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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12
In 或者ing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见欧洲的几个城市，一群人裸体骑着自行车，热热闹闹的。其中，还有一位老兄在车把上支了一根铁棍，上面固定着一个小DV，要把着热热闹闹的场面记录下来。这群人是真正搞“运动”的，提倡大家多骑自行车而减少开汽车的时间，这样可以减少能源，保护环境。另外，现在又是环法自行车比赛的时节，还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更老的老兄，胡子花白骑车一辆绣了一样的老爷自行车，而且各种配件也都是老爷级的，这也是“运动”的发烧友。现如今北京的路上，每次经过一些自行车的专卖店，看见里面挂着、摆着一些花花绿绿的新车，或者看见路上一些年轻的孩子们骑车花花绿绿的车，还有一些角落里玩小轮车的孩子，可能他们心中也有一种梦想，参加个远足活动，参加次环法，或者成为极限运动的明星。可见我们都市里自行车在代步工具的功能中也渐渐混合进了运动的功能。
我的一位很青春的同事，就经常和一些车友约着骑着自己的高档车去越野。有天在夜里比较僻静的路上，我用普通的自行车和他搞了一下短距离加速比赛，一比差着远了。他笑笑地说，他可以用30公里的时速连续骑10公里。当时，我心里就不忿，这位同事的体质可比我差远了呀！他又嘿嘿地说，他可以刹车在地面上刹出黑印，这可以显摆他自行车的高峰速度，可是这回是黑夜毁了他的表演效果。而前两天，一位岁数大的同事看着自己缺乏运动的体型想当年起来，说自己骑车经常的从颐和园到朱辛庄，这记忆中也把当年的自己恍惚成骑车在运动的人了。自行车在北京还主要是交通工具，看那一大街骑车的人们的表情就知道，所以电动自行车不是环保产品，而是城市限制摩托车后的擦边球。每天看着身边那些骑车的人们，尤其感兴趣那些骑车送同城快递、快餐盒饭、网络购物的年轻人，看着他们几乎面无表情的骑行，想象着他们对于骑自行车是否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他们是否有着一种运动休闲者的快乐？现在在电视中有了，在很in的nike广告里，四位穿着一点也不in的服装，骑着一点也不in的老旧自行车的小伙子，在一个院门口，把自己载着的破旧5加仑桶装水的空桶和废纸箱搁下，然后向着郊外越野，他们带着笑容，冲进了牛粪满地的大自然，画面上打出大大的“ing”。如果有一天，我在郊外看见一班这样的哥们在自娱自乐，我也真得会很开心，或者就是在北京的大马路上看见其中的一位哥们，骑着骑着突然无表情的脸笑出了灿烂的花，他想到什么开心事了，这我也很开心。不过nike这个广告的创意很好，或许一些都得创意的消费者看了能会心的一笑，但是这资本家真能拿穷人开心的创意，我倒真有点开不起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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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10
麦莎还乡



麦莎过后，没有留下丰沛的雨水，没有灌满这座北方城市的水库、河流，但她却在很多人的情绪上留下了轻微的紊乱，这是典型的没有高潮的事件的余波，如同某种状态下皮肤表面那粘乎乎的汗渍，而不是晶莹的大颗粒汗珠。
麦莎是一次台风的名称。麦莎是今年的台风里的一次，特别之处是在于她要来北京。她是第一次到这儿来，至少对于这个城市的人的人生记忆而言是第一次。这个城市关于她的传闻和议论，仿佛是她的还乡之旅。对这个城市丰厚的皇家文化积淀来说，我愿意说这是麦莎的一次盛大省亲，人们远远地看着她一路铺张、放肆地过来，人们在心里默默期待着……
其实，麦莎对于这个城市更像一个女人的名字。对于这个城市，她是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这样女人的一次爱情，她的杀伤力构成了新闻和传闻，构成了这个城市人群身体外的遥远的受难感。这种遥远的受难感使得这个城市莫明地、发自内心地期待这个伤害，期待中伤害变成对狂欢节的想象。于是在那个台风预报在电视、广播、报纸和无数市民的口耳间流淌的夜晚，我几乎失眠。这次失眠之夜，没有一次巨大的雷声、狂暴的风声，没有硕大的雨粒砸在坚硬土地上的暴烈声传来。这次失眠成为无望的失眠。
我这样的平凡众生在日常的枯燥中居然积累了这么深的骚动。浮躁被压抑成麻木的冷漠期待着一次宣泄，麦莎被寄望为宣泄的女神。人们对这种伤害体验的渴望是一种恐怖片爱好者的渴望，是一种自疟想象的快感体验。这种自疟感，在包裹成对灾害的预见和预警。当晚的电视新闻中，女播音员亲切得教授着我们被袭击后应该采取的措施，节目特意针对了新兴的有车阶级，教他们如何涉水行车，教他们在自己的汽车被洪水瞬间没顶之后的逃生方式，他们应该打开车窗，在水快淹没车厢内部的时候，深呼吸，而后逃生而出。
关于麦莎这个女人即将到来的渴望，电视新闻对有车阶级的选择，我不得不看成包涵了媒体人在内的都市中产阶级对于日常生活的一次无奈的反抗，或者说他们对于逃避无奈的无奈期待。他们试图用未曾亲身体验过受难，用想象的暴力守护着自己已经麻木肉身。于是，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夜晚，多少约会被取消，烦躁的城市变得安静。身体看似紧绷，却期待着一次貌似狂欢的放纵。关于台风和大雨，我不敢想象那些住在失修老屋、低洼地带的真正可能没顶的人们的心情和行为，我只在电视上看到遥远的浙江的一位老人死活不肯离弃他的小屋，因为老板要他守着仓库。
麦莎，她擦肩而过，不是很遥远的，也不是狭路相逢的，就是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地在这座城市懒散地降下一些雨水。这真痛苦。这次对于她的到来，这个城市的某些欲望在身体深处被翻起，焦躁兴奋。然而，她只是擦肩而过，把身体的气息充塞进这个骚动的城市的空间，淤积成欲望垂死之后的令人窒息的闷。一只本要打在身上的美人的鞭子，突然消失了，绷紧的身体依旧焦躁，但是毫无兴奋。
写这些字的时候是七夕，“麦莎为什么没有来？”或者“麦莎为什么走了？”，在这个湿热的日子，我只能把这对“麦莎还乡”的期待想象成一种无望的爱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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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9
工厂神话


有次去朋友所在的杂志社的办公室，那是在著名的798工厂区。办公室在一间巨大的厂房里，只是机器设备改成了时尚的办公家具，在满眼的是桌椅、电脑、玻璃和照片与雪白的纸张，扎入我脑神经的是更多的看不见的电线、电脑或者通讯设备的连接线，这些线路是我们都市情绪秘密交互的所在。
在来到这个办公间的路上，经过一座灰色的厂房。其中，一位时尚女孩说：“她就住在这里面。”她说出一位名人的名字。然后女孩又说某某某也住在另一个车间，还是另外一位名人的名字。她声音悠悠的，不像后来，这个晚上的最后时段她变得慵懒中有些兴奋，因为她在做法国乡村菜肴的餐馆的露天桌旁，拿来一本供客人阅读的消费指南性的时尚杂志，封面有她的照片。
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陈旧的厂房中工作和居住？一如《恋爱的宝贝》中，周讯和黄觉的那次性爱发生在建筑工地，周讯和黄觉的那个逃避都市文明的举动是躲进一间车间。神话，肯定是这个欲望在后来鬼鬼祟祟！一直向往逃避都市的人们，一直向往走入田园的人们，总是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话心情，他们要耕作处女地、创造伊甸园。这些都市里被时代所抛弃的工厂，巨大的人造废墟，再次成为神话的发生地，在灰色的建筑物中进行情感的发酵，将都市废墟变做荒原，变成神话的家园。其实，我对于废墟有足够的审美欲望，但是对于改造废墟为时尚，却没有让感情泛滥起来的动力。
把人造废墟变成原始莽原，都市里的莽原被包裹起来，用透明玻璃包裹它们。我们的一颗远古以来的多情种子，在钢筋水泥中的滋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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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3
胡同口的金鱼缸

五月中的北京府学胡同，晚八点左右，夜色就填满安静的空间，三两路人低语，一二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过去。两次有些暖色的灯光从小店铺映了出来，胡同就是淡蓝的气氛了。那天风比较大，深色的槐树摆动着，peter kubelka老人停了下了，我们几个朋友怔怔地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他从黑色的双肩背包中取了件黑色的毛背心套上，脸上带着微笑。这位奥地利的先锋电影的 kubelka胖胖的身躯感到有点冷了。
kubelka突然又停了脚步，转向街对面走去。那里一间小铺面，灯光灿烂的，在灿烂中有一方绚烂。这是一间卖金鱼的店子，那绚烂是一缸密密匝匝的金鱼。金鱼都胖胖的，但是活力四射的在玻璃缸中巡游。 kubelka走过去，我们跟着围住这家店子。kubelka说：“这就是电影，这是好莱坞电影，一切都漂亮而运动着。”
在胡同的原顺天府学门前，kubelka询问这座建筑，而后我们就落坐在一家小小的云南餐馆。在吃饭的时候，他的小数码相机给一大盆蘸水鱼拍照，给加了很多辣椒的米线拍照。我记得他的小数码相几乎会没有拍摄过“漂亮而运动”的物体。Kubelka短短的白发下面的眼睛是这间小餐馆中最亮的东西。他说用筷子吃鱼肉就是美丽如诗的事情，而提及他的年轻时候的照片时，他说：“青春的时候，是无法真正想象终结的。”一位朋友说：“年老具有智慧呀！”他说：“ 智慧能帮我做点什么呢？”小餐馆突然象一只大金鱼缸，kubelka的走遍世界的标准黑白配行头在里面显得格外跳脱，这个瞬间这只不屑于漂亮而运动的鱼，仿佛在内心深处冲破玻璃要开始青春的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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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19
大楼社会

1959年左右，到北京城墙的东北角拐弯处，经常有一群孩子爬上残破不全的城墙，去看一栋大楼的建筑工地。这群孩子里有史铁生，他回忆的时候称这楼为“九层大楼。那时候他的老师告诉他，这座楼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下班就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就去放映厅看电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是，史铁生和他的同学们爬到城墙上远窥还不过瘾，整天想着和守工地的老头斗争，想进去看看什么是公共浴室，是不是可以每天吃炖肉。不过，现在楼不存在了，而且连城墙也不存在了。
史铁生说的楼，官方名称叫“北官厅大楼”，拆之前在东直门北小街北端。在 “大跃进”的年代里，北京市决定在各城区分别兴建一栋带示范试点性质的新型居民大楼。每一栋楼就是一座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最近，北京要拆其中的福绥境大楼了，这是最后一栋“社户主义大楼”了。我每次站在那个年代的作品前，看见夕阳照在灰白的表面的时候，建筑里面上平衡、工整、对称的线和面的时候，那些阴影让我动情，而光亮处让我忧郁。这座在白塔寺附近，比白塔寺还高的危房就要消失了。在一个水平面上Z型布局消失的同时，在CBD，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双Z 型的构成的大厦正在三度空间中崛起，这是库哈斯设计的CCTV的新楼，据说这种扭曲而统一的力量正是我们时代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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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直的绿杨

北京现在天上的杨花是消停了。今年老天还是比较仁慈，前些日子这暮春时间没有被沙尘暴折腾，可是这杨花却是每年依着时间就塞满半空，最旺盛的时候几乎像是下雪。杨树对于北京来说，是春天来的标志物，因为它发芽长出绿叶子，将秋冬的单调扫去，而杨花消停后，再去回忆那些满空起浮的杨花也算是童话一样的世界景象。这种童话演绎得最盛的是在那些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大院、大厂和大院附近大马路，因为在这些地带才有那些笔直高耸的杨树，一排一排，一行一行，满院子满厂子的，都像兵一样立着。这杨树大概是那种“时代精神”的符号，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树干一律不曲里拐弯，一律的积极向上，而且这种东西好养活，长得有快，标准的多快好省。所以，在北京出了二环线，就很难想象那从院墙骑出的槐树了，更不能期待五月槐花香四溢的情境，在那些机关、学校。工厂附近一定是要在四月飞雪的，杨花开得好呀。
现在杨树也伐了不少，中关村大街的出现，就伐了白石桥路的大杨树，新的新城要取代旧的新城了。但是，杨树还是在种的，沿着黑色的大马路，站着些杆子细细的杨树苗，就跟当年村口少年童的小鬼们一样。过些日子，天热起来，小家伙们在大太阳下面晒着，几张小绿子在车声轰轰中，慌慌张张的样子，就和一拨一拨涌进北京的新北京人一样，忙碌着希望能多快好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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