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蛇头向美国政府举报，称有几名华人是潜入的恐怖分子，其实只不过是几个失踪了的中国偷渡客。这是几个月前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当美国报纸上登载出美国政府发布的这几个人的照片，这些人的表情表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非法穿越了美国边界的同时，也穿越了对于恐怖主义越界打击合法化后的虚构边界，他们成为恐怖分子，成为为全球政治系统里面被虚构出的“他者”——流氓地带的恐怖分子。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称这个世界是“流动而临时结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新原则冲击着建立在民族－国家概念上的“完全主权”的概念，但同时意味着它自身命运的反复无常。
社会学的边界
在《被围困的社会》中，鲍曼从讨论了建立在“社会工程”基础上的社会学的自我革命出发，探讨了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关联，以及在后现代社会或者说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在后911时代的全球政治背景下，民族－国家概念的困境，一方面，全球化让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没有“外部”的整体；另一方面，跨界打击和现代性改造滞后的地域依旧将自己的要求诉诸民族－国家的概念，前者虚构所谓“邪恶轴心”，后者依然处于国家权利和民族生存权同构的蜜月期。
鲍曼给出了社会科学和现代性的明确联系，同时也将现代性的问题和新旧制度的轮替这个社会学议题做了紧密的联系。鲍曼说：“现代性是对旧制度逐渐的、但持续的和令人震惊的瓦解的一种反应。”（第6页）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发现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呈现出三个有趣的爆发点，文艺复兴将人文精神带入，让思想有了现代性的起跳点；英国的工业革命则提供了经济学意义的现代性的生产关系；法国大革命则在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提供了现代性的圣经。
本书的引言中，鲍曼就下了这样的断语：“社会学是作为一项现代计划而诞生的。像所有其他的现代计划一样，在诞生后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历史中，它接受了孔德三位一体的任务：预测源于科学，行动源于预测。”他指明，“社会学的历史大致上同现代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引言 第1页）他强调了托克维尔在讨论法国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反应，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探险的地带，“他们想用一个新的，人工设计、监视和执行的，人为的秩序来管理混乱而难以控制的人类事件之前，旧制度就已经崩溃了。”（第6页）于是对社会秩序的规划就是“现代性的计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如何“把边沁的全景式监狱视为理解社会现实之结构的关键。”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将社会学自身的更替作为出发的原点，来点明我们的世界的困境，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旧规则还是到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这两大阵营同时受到攻击。
竹岛或独岛
最近日韩之间关于竹（独）岛之争，呈现出整个东亚整个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困境。鲍曼所谓：“在现代性的稳固阶段，合法性争论的最终结果似乎已成定居。只有一个竞争有可能在现实中获胜，这就是联合起来的新兴的民族和新兴的国家。民族合法化了国家对纪律的要求，而国家则支持民族整合/同化/镇压的野心。”“‘主权’和‘民族－国家’是同义的。”(引言 第7页)
日本和韩国在内心深处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一个真正的国－族不分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不仅如同鲍曼所言：“民族忠诚和团结是一窝蜂式地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大规模拷贝的个体行为”（引言 第8页），而且是个体彻底地被国族的想象共同体完全取代了。日韩呈现出的这种对立是整个东亚的社会现实，全球化的背景使得这个世界没有“外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旨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困境，而东亚则是一个无整体未来的个体间的悲情格局。
本尼迪尼特·安德森创造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鲍曼略带调侃地称这个概念的诞生依旧遵循了密涅瓦夜鹰的习性，依旧是在这个概念的描写对象已经进入黄昏消失之时才诞生。而在当今社会中，“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反对国家，反对它的地域性，反对它对主权完整的要求，反对它划分并加强边界以及阻止或打击跨越边界的内在倾向。”（引言 第11页）而在东亚的社会现实中，密涅瓦夜鹰肯定是在炙热的正午就飞了出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对民族－国家正做着热情的“白日梦”，而可悲的是梦的背景依旧是美国为主轴的全球战略布局，如果竹（独）岛引起两国擦枪走火，美国在两个的驻军成为最为尴尬的旁观者，这是在美国虚构的边界的内部冲突，是美国海外的领地上的世贸大厦冒出了自燃的浓烟。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词语的内部缺陷和东亚文明自身的文化基因缺陷，在这个地区呈现出这种自燃现象和冷战式的对立思维模式的双重后遗症。
手指或者LP
鲍曼引用乔基欧·阿甘本指出，“主权的真正性质与其说是决定法律的权利，不如说是对法律的豁免权；……我们可以说，‘主权’意味着发布‘通缉令’的权利。所有的现代国家，不管其政体如何，它真正的臣民是‘无价值的生命’，被永久地钉在进入与排斥的模糊边缘的生命。”（引言 第7页）于是，为国家牺牲需要“无名战士”，纪念碑是给“无名者”的。（第132页）日本的靖国神社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强调这是对为国族做出牺牲的无名的集体的致意，但是因为里面有着实名的甲级战犯的牌位，这种并非彻底无名化的做法就冒犯和激怒了别的“主权”。
对于想象共同体的主权而言，人的生命是无价值的。但是，肉体的不同局部依旧有着不同的价值，比如LP就肯定比手指更具有牺牲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是来源于，完全和现代性没有关联的前现代的文化基因，这也正式东亚的困境的重要原因。手指和LP的事件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事件。韩国的一对母子为了抗议日本地方议会通过关于独岛的法令，愤然以切去自己的小手指的行为表示抗议，这种抗议是以肉体牺牲的方式进行的。而台湾新科“立委”李敖先生在台湾的“立法会”就军购案质询“国防部”部长李杰，他掏出小刀对李杰说军购如果仅仅是为了表明决心，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割LP的方式来表明决心。在李敖的文化系统里面的割LP是定然要比切小手指更具牺牲感的，这是东亚文化的传统基因，而这两个事件都通过传媒广播出来，而肯定是预先知道这个事情需要被传媒广播出来的。复杂和杂呈的意识形态背景通过被“图景化”的传播，切入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中。
我们身处的世界看起来由于传媒而变得激情四溢，从上述的切与割，到为各种灾难的赈灾演出。鲍曼在书中的一个章节就叫做“As seen on TV”（荧屏所见），“电视上看到的”勇气和苦难，对于鲍曼而言却“阻碍而不是推动对知识的理解”（第223页），图像阻止了我们去思考图像背后的事物的本质，观众和被展览的世界的距离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极其有效的旁观者的工厂”。现代社会需要用牺牲个体的方式来使集体获得不朽，并且用以启蒙公众，但是不幸的事情是，那些用以启蒙公众的事件和成为旁观者的公众一起，都成为一次又一次的“仿真”，都使得这个世界成为旁观着旁观者的世界，行动者几乎集体缺席。
“有床”或者城市准入制度
北京的胡同里面有一些小旅馆，经常在门口挂一个纸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有床”。“有床”意味着“客没满”，看起来“有床”和“客满”是一对相反的概念，但是内涵却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概念是指向外部的。鲍曼说，“拥挤的世界”并不属于‘客满’的情况，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并没有所谓的“外部”，并没有其他的藏身之地，并没有世外桃源。而“有床”的旅馆是提供给外来者的一个暂住的许可，是内部者给予外部者关爱的方式，更是内部者获利的特权。在这座城市拥有“床位”是外来者的梦想，北京周边的庞大的“睡城”一样的社区，基本上成为新一代城市移民的共同体。
当年上海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流行语，更是将“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看成特权，这是一种前现代的特权。与此想法，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既然在全球相互依赖的制度下，有效行动极其获得满意的行动结果的机会是变化无常的，所以，流动就变成了最珍贵的和最受欢迎的资源。”（第71页）身为北京某大学教授的一位民意代表要求强化北京市的准入门槛，她的提议几乎遭受到毁灭性的抨击。这个事件过去不久，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外来人员的行政性管理，例如取消“暂住证”。此次，行政改革意味着流动权被看成公民权的一部分，公民被视为一个内部均质化的没有“外部”的整体。
进一步沿着鲍曼的思路思考中国都市化的问题，依然要认同他对“流动依旧是稀缺资源”的判断。鲍曼是根据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使用率的统计来判断，西欧、南欧和北美的居民依旧拥有着特权。而我更关心的是，中国农民进入城市后的再度固定化的现状，那些生活和工作在工地上的民工，其实他们和流动的城市生活毫不关联，工地的围墙再次成为边界，流动依然稀缺。那些居住在工地临时建筑中的民工们，他们的现实是以围墙为边界的城市中的暂住村落，而情感上关于边界的想象依旧是乡村与城市的区隔。恰恰相反，这双重边界在流动性社会中应该是被高速公路、铁路这些高速工具迅速擦除的，正如，保罗·维利里奥所言：“新的空间是速度－空间，而不再是时间－空间。”（第15页）“这种新情形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所有的边界都是可以穿过的，因此，所有划出的边界在本质上都是无效的，至少是临时的和可更改的。……边界在被划出的同时就被擦掉了，留下的只是曾经划过边界的记忆。”（第15页）
那么，在中国大地上关于边界的再度确立和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仅是围墙内的民工，还有庞大的群体都陷入“乡关何处”的集体乡愁中。这个现象是鲍曼无法深入讨论的，他注意到边界的消失，而没有注意到边界的痕迹，没有注意到对边界的需求的心理惯性。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认同的关键方式，成为将漂泊的个体重新回到温暖的集体的关键路径。在新城市移民中，“生于1970年代”之类的时间性表述逐步取代空间性的“老乡观念”，历史性的共同记忆成为“时间性的乡愁”，这种倾向强化了对“时间性土特产”的需求，某个时代的生活独特的表象化成为消费的对象。对于“时间性乡愁”的消费，构成了我们在回忆中“以苦为甜”的特征。这点在电影《孔雀》中被强烈的呈现出来，这部电影成为表明了鲍曼所谓的“空间时代”的“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的边界的地方的判断（第77页），完全可以延续到现代的中国，“时间性乡愁”成为另一种“长城”，后者正是鲍曼所谓的“空间时代”的起源标志。
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由一些主体构成，第一部分致力于考察期待新兴的全球政治到来的新的“速度－空间”。第二部分论述了生活政治得以进行的背景。贯穿全书的还有第三个主角，它在大部分时候都是通过缺场而发挥作用的，这就是延伸在上述两种空间之间的空隙。这部由当今最富独创性的社会思想家带来的精彩之作，他的跳跃性的思路使得我们可以在各种严峻的边界下面进行一些惊心动魄的偷渡者的越界之旅。
《被围困的社会》【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郇建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