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奥威尔被看作“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之后，我们进入一个空间和一个时间，这两次虚构现在都未经彻底的证实，但是却划过无数的灵魂，当然也包括不可计数的肉身，这个空间是将空间遮蔽在喜剧之下的荒诞不经的动物庄园，这个时间是充满恐怖的震惊体验的1984。因为这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度虚构，奥威尔被看成了小说家，或者说才真正在小说家的领地里占下了地盘，而在1950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他在这两部作品的光芒下成为一个光谱或者频率极为单纯或者狭窄的信号发生器。
现在，乔治·奥威尔的两本早期的写作实践的中译本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一本是《巴黎伦敦落魄记》，这本书当年被T·S·艾略特的高雅的情趣彻底拒绝出版，另一本就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后者是奥威尔凭借着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历而用新闻报道的笔调进行的写作。在这场各种党派构成的左派联盟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战争中，奥威尔的留下的思想痕迹也许能给我们一类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的呈现，于是这本书在进入我的视野后，我极力地鼓励自己应该深入地进行一次灵魂交流的阅读。
“在托尔费边一带，野玫瑰的枝蔓爬过弹坑周围的环行土堆，凌空悬挂在弹坑的上方，浅碟般大的粉红色花簇争相怒放。在战线的后方，你会经常见到耳边插着野玫瑰的农民。……”在这种速度极为缓慢的文字中，我不断地出现大脑缺乏刺激后智力下降的情况，于是那些渴望到来的灵魂激荡的瞬间，成为极度不可能给予的高潮，如同奥威尔在这场战争中手里的那支来复枪，发射过很多子弹，但是肯定无法命中任何一个法西斯敌人。这场战争对于奥威尔伴随着的是身体的困乏和边缘的游走状况。“我们继续进行修正，我在前线已经渡过了一百一十五天。当时，我感到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无所作为的日子。我之所以参加民兵为的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可我至今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只是有如物品那样被动存在，除了忍受寒冷和缺乏睡眠外，碌碌无为，甚至有点对不起发给我的给养。”作者对整个革命洪流的想象被无情的搁置着，看到的是诸多政党派别无序和凌乱的存在。
在这种搁置之后，乔治·奥威尔给我留下了另外一种真切体验，例如他对西班牙乡村肮脏的厌恶，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对不能洗澡的厌恶，对没有在战壕里出征前没有喝到咖啡的失落，于是这些细节如同一个灵魂的落魄游走的脚印，这些脚印留在加泰罗尼亚的山岭和田野，这些脚印流落在口号和死亡之外。这种游走构成了一个对法西斯的痛恨之外的活生生的身体记忆，这个记忆没有完全被政治色彩所充填和取代。
乔治·奥威尔这次前往西班牙前夕的抉择本身就呈示出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忠诚。在奥威尔离开英国去西班牙前，他为了给自己的旅行安排寻找一些建议和英国共产党接触过。此时，西班牙内战已经开始半年，他自己的计划是为《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写点文章。英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Harry Pollitt建议他参加国际纵队。奥威尔则希望自己看看西班牙的实际情况而拒绝了这个建议，所以Harry Pollitt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而拒绝帮助他。所以奥威尔就请求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帮助，经过Fenner Brockway的信函介绍，他接触了在巴塞罗那的独立工党的代表，于是作者就和独立工党的临时小分队前往加泰罗尼亚。
这时候，如果我们重新检视到乔治·奥威尔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而是一个本身藏匿着复杂的历史和人格生长状况的个体。他出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孟加拉，父亲是当地殖民政府的普通职员。14岁那年，奥威尔，那个时候还是使用他的本名艾瑞克·布莱尔的少年，他因为是一名大英帝国的“下中层公仆”之子而有幸获得了奖学金，能够回到本土进入赫赫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接受了精英教育。我不能简单的把这种教育的结果只是简单的提纯为认知到了帝国统治的上层的冷酷无情，而在日后的人生中展开了对抗暴政和权利的精神史。我或许通过他在西班牙以一个观察者身份的疏离感，而认识到这个身体拒绝被体制彻底改造的复杂理由，一具身体对日常生活感受的根本眷顾的这种禀赋难道彻底和伊顿的贵族精神教育无关？
在此，我想到当代思想明星斯拉沃热·齐泽克对《音乐之声》的讨论，他说这部作品在表层叙事上是写一群乡村人对抗法西斯的故事，而在深层叙事上却构成了乡村生活中对纯朴、单一、统一的强烈需求的乡村小法西斯对被妖魔化的都市奢华生活的犹太人的抗拒和仇恨，法西斯主义者的行为和外表完全对应了人们对都市犹太人的想象。乔治·奥威尔在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书中，正是用一种排斥激情、排斥高潮、排斥美好乡村抗击者的叙事，确立了对抗暴力和极权的根本依据。在零散的个人生存中寻获了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同样不正是米歇尔·福柯晚年重新回到关于“自我”思考的精神根源吗？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结束之处，作者对他熟悉的英国景象的进行了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无疑只属于对生活细节充满情感的人的表达，但是他的恐惧在最后降临了，他警告当时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不应该在这一切景象中沉睡，直到被炸弹的轰鸣中惊醒。如果我们要更好享受生活，就不应该沉溺其间，这不就是让灵魂奔走的道德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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