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超市的次数不多，但是每次经过超市中鲜榨果汁的地方，目光总是被吸引，明黄的橙汁在现场被挤压出来，装入一只一只透明的塑料小瓶中，穿着白色制服的小伙子给这些小瓶贴上价签，然后象小时候见到的一只一只奶瓶一样被放置到冰槽中，这样一种人为的程序让我有母乳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有人的气息渗透在中间吧。但这种仿佛更具天然感觉的橙汁却总是让我觉得有些怪诞，但我又老是说不出“怪诞”的感觉从何而来？因为恐惧于这种鲜榨的橙汁，我一向选择纸盒装的那种，一大盒十四元左右，很安心的买回去。
某天，读齐泽克文集中的那本《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这位从斯洛文尼亚走出来，红遍西方社会的当代哲学大家在谈论目前左派的困境的根源时说到：左派的困境在于对“阶级”这种基本概念缺乏新的、发展的系统理论，所以左派们开始避重就轻、躲避了实质却又把“原则”泛滥到各处，这时齐泽克用他一贯的口吻引入了一句马克思的话“在它相反的规定性中遭遇自身”，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辩方式让我们明了在左派在性别、种族等领域的开拓实质有着一种退却的无奈，于是这样的结果是后现代政治学无可奈何地促进一种“经济的政治化”。等读到下面的文字时更加让我心惊肉跳：
那个向来会呆站在超市的鲜榨果汁的摊位前，思绪莫名复杂的我，在被这位长着浓密络腮胡须的汉子冷不丁地背后一掌拍过后，顿时醒得冷冷静静。那些鲜榨的瓶装橙汁，带着母乳一样的肉体气质却又几分“怪诞”的感觉正是来源于超级市场作为一种合成品，一种假装生产的景观。于是左派的诸多泛政治化的做法，成为一种假装的图景和斗争的仪式化表演欲望，如同超市的鲜榨工序不是让我们消费天然的产品，而是在非自然环境中搬演自然生产的一种仪式，我们在消费这种仪式。齐泽克，太齐泽克了，他就是用这样的日常状态形象地说明了左派的困境。他恰恰不是一位很多人所认为的“反直觉”大师，他是一位“反俗见”大师，超越一切约定俗成的看法，跳到事物的背面进行思考，在那正视思辨的深邃里依旧充满着直觉的力量。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杨德昌的《一一》中，那位“智慧”的“早熟的孩子”洋洋喜欢用照相机拍摄别人的后脑勺，因为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而齐泽克仿佛就是古老欧洲思想史中一位早熟的孩子，也因为早熟的孩子所特有的可怕的直觉而显出某种超越，早熟和古老形成了带有典型齐泽克风格的悖论式的观察——齐泽克观察事物的基本姿态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展示一个文本，之后做出你期待已久的解读，然后他最后会说：“我倾向于认为，结论与此截然相反。”
这多少有点象当我们在阳光下面检测一张纸币的真伪时，我们无论是从正面或者反面去观察，虽然这张纸币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在阳光下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却习惯认定自己看到的那一刻是从正面的或者反面看的。而齐泽克的方式是，看起来是从和我们不同的一面去看，但是又同时呈现了事物的两面，这就是“在相反的规定性中遭遇自身”。我们正是在齐泽克的这种观看姿态中捕获了“实在界”和“他者”的相反相生。
也正是这种“跳到背后去正视”的方式使得他对西方媒体对巴尔干冲突的报道重心提出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什么才是真正让凝视当前巴尔干冲突的西方人忍受不了的？”他说西方人惯于呈现的是那些具有差异性的残缺不全的儿童的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却止步于对萨拉热窝居民在战争悲剧下努力维持正常生活的报道。他们不能中肯地报道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走向法院，去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生活等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状态。“让他们（西方读者）不能忍受的倒不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令他们不能忍受的是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异这个事实”。
“正常”或者“没有差异”是不能提供来源、占有不均而产生出来的消费动力。HBO生产了美国热门剧集《欲望都市》，在这部作品中美国的、发达的纽约的女性是可以讨论“性”的，女性讨论“性”就是先进性的象征。而在2002年美国一部低成本的卖座影片《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希腊裔的女孩却只能讨论“爱情”，而且她梦中情人的扮演者是在《欲望都市》里也有演出的约翰·考贝特，他告诉剧中这位希腊裔的女孩她其实很“漂亮”，于是这位女孩赢得了爱情。由此不难发现，所谓“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差异在关于女性的情感叙事中便转化成了“性”和“爱情”的差异，“性”的讨论权成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对于齐泽克来说，如果萨拉热窝的女性仅仅只能被消费为被“强奸的对象”，那么这种对“正常”的忽略也是霸权的一部分，在霸权主义盛行的观察里，萨拉热窝的女性为了新生活而去离婚就成为看不见的世界。对于齐泽克的这种尖锐，一个同样有趣的例证是，2001年波黑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的处女作《无主之地》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获奖的深层理由或许就在于他对西方媒体表浅化的批判之下，骨子里却完全满足了西方对“差异”关注欲望。同样，在纪念9·11一周而策划的11位导演联合拍摄的短片集中，塔诺维奇再度站在了这个无力的批判立场上。短片讲述一群每个月11日都要去广场静默示威的战争受害女性，当然她们的示威主要是向西方媒体展示的，但是9·11事件的突然发生使得当天记者几乎不可能关注她们的失望，但是她们最终坚持举行了“无观众”示威游行。塔诺维奇在强调不能因为9·11的悲剧而对前南地区战争中受害的女性视而不见，但是这种灾难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旨恰恰强化了这些女受害者可以被关注的原因是她们提供了“差异”。
齐泽克的力量很大部分来自对拉康的思考。拉康给予这位一贯宣称自己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家采取不正确立场的理由。如同拉康所说的阉割欲望的悖论形式，“阉割意味着，快感必须被拒绝，因此它能够在颠倒的欲望法则之梯上被达到。”于是在这种短路现象中，欲望对象自身与阻止它满足的力量是一致的。齐泽克就是用拉康的这套欲望法则对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进行了分析，男主人公达福想得到不是性行为本身，仅仅是劳拉·邓同意与他发生性关系，她象征性的丢脸。同样，借助这个欲望法则齐泽克跳到背后的正视目光也会穿透贝克汉姆的绯闻，小贝的绯闻女性都宣传，他喜欢把她们带回自己的家，在他和妻子维多利亚的卧室的那张大床上做爱，在做爱的同时他嘴里一定会不断地说着自责的话语，对自己的出轨表示悔恨和憎恶。在报章上一幅漫画中，小贝被辣妹痛打屁股，其实这张漫画也许正好说明了小贝在偷情的时候获得的正是一种被妻子痛打的受虐狂式的快感，偷情被禁止正好完成了对受虐的想象和消费，因为“禁止的目的不是通过使接近对象更为困难来‘提高它的价格’，而是使这个对象上升到（大写）物的层次，‘黑洞’的层次，围绕着它，欲望被组织起来”。受虐本身是将自己升华为纯粹的物，同时对受虐感的需求可以完成对自我的道德和伦理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大卫·林奇是通过电影来偷情的。禁止不是设置了表面化的追求途中的障碍，禁止的重要催化作用在于我们能够因为被禁止，而使我们的通过对欲望对象这个媒介而使自我获得升华，或者自我此刻成为齐泽克所言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齐泽克拥有一居室的小小公寓，屋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一台DVD机，一张桌子、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套公寓中有一个小厨房，里面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不用挪动半步就完成烹饪、进食和清洗全部的工作。齐泽克这样的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本身具有的悖论性就带有极为深刻的反省价值——他试图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完成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由于齐泽克的世界级声望，拉康成为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最为熟悉的思想家之一。齐泽克曾经说过：“斯洛文尼亚政界的主要战役发生在拉康派与海德格尔派之间，拉康派控制着行政事物，海德格尔派控制着军事事物。”这种典型东欧风格的超现实的现实状况也许会疯狂激发东欧思想板块的隆起，如同二战后1950年代西欧知识分子激烈思辩给整个西方思想带来颠覆性的革新。
齐泽克运用拉康的理论，跳到背后的正视给我们带来了震惊体验。正如齐泽克所言：“我们的高贵感依赖于我们对已知‘病态’事实的抗拒”，面对人类灾难重重的历史和面对灾难的恐惧，我们只能把灾难看成现实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的心安理得，所以我们也只能把齐泽克思想的不正确性看成他睿智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能完全理解他的锐思和心安于他的激烈。
齐泽克文集三种：
《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
《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以上均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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