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沾沾自喜地说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是关于看了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之后的焦虑。在看了这部完全将摄影机固定在那里、死趴趴地拍完的伟大作品之后，我陷入了夜不能寐的状况。我满脑子的激越活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之上，侯孝贤的下一部作品该怎么拍？最后给我入睡的理由是我知道了一个答案——他要让摄影机运动起来！后来，看到他的《南国，再见南国！》的体育馆的段落，摄影机开始在轨道上爬行，我自然有着一种小人得志的快感。
大概我等学艺术之人，都有这种暗自较劲的精神，这种精神带来的快感也是学艺术的人的一种自豪，所以往往面对一位麻木的聊天对象，他不知道艺术家为何亢奋、为何焦躁、为何沮丧的时候，这时候无疑有着一种非常不恰当的法西斯主义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阅读哈罗德·布鲁姆于1997年为他的那本在1973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影响的焦虑》增写的“再版前言”充分体会到了，布鲁姆对于那些用各种新方法（所谓各种“后学”，或者时髦的“文化批评”的方法）对莎士比亚产生的“消解”和“耗损”，这位耶鲁大学的著名大牌教授几乎愤怒地有些出离于自家的稳重了。
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维护！这种维护的前提是布鲁姆如此的相信莎士比亚是一个我们只能仰望的谜一般的偶像，“莎士比亚的能量远远超过前苏格拉底时代圣贤们以来的任何一位作家，他将修辞学、心理学和宇宙哲学融会贯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莎士比亚的伟大究竟是如何的伟大？而感喟于布鲁姆为何要让莎士比亚这般的伟大？！其实，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就是关于这个疑问的答案。布鲁姆制造了一个伟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自然是因为人文主义本身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也自然是因为布鲁姆自己对于自己作为修身养性行文的人文大家的才华同样的持有一种神圣的尊严，当然也可以说神圣的傲慢！正如博尔赫斯所言诗人创造了自己的前贤，只是这个前提是要把自己看成诗人，看成伟大的诗人更好！
《影响的焦虑》就成为诗人的武学一样的著作了！布鲁姆所言他的研究的理论的根本来源是尼才和弗洛伊德，但是我个人的感受自然是布鲁姆也只是把这两位理论家的理论，简单地转型成（用他自己的概念是“误译”）“个人的逆反或者反抗”与“人际的紧张和对抗”了。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对武侠小说的阅读经验值非常低的人，但是依然不断地产生一种读武侠小说的感觉。布鲁姆的整篇著作，充满了分析高手们的内心心境的欲望和冲动，充满将自身化作高手的对大师前贤之间的“武林往事”的注解。
高手的焦虑，对于文学自然是焦虑的才情的结果，或者反言之，因为紧盯着前辈高手，所以也养育出了才情。这种因果莫辨的两个层面，就构成了布鲁姆的论点的核心。其一，诗人都对前贤之作进行了“诗的误译”，这也是布鲁姆所言的“创造性解读”，而对于我来说，只是高手在制造出对手的心态；其二，就是一旦有了对手，焦虑就产生了，亦即布鲁姆所言：“‘影响’乃是一个隐喻，暗示着一个关系矩阵——意象关系、时间关系、精神关系、心理关系，它们在本质上归根结底是自卫性的。”
面对着布鲁姆这种传统人文主义的学者，他的文字杂糅着浪漫的抒情，这种浪漫精神使得这部著作的理论概论在我的脑海里全部演变为“武学秘笈”一样的东西。布鲁姆给“六种修正比”带上了武林绝学一样的名称，“克里纳门”、“苔瑟拉”……我想到金庸的小说人物中，那些武林高手，各个藏着匿着自家的功夫，各个偷着窃着别人的绝活，然后期待某一天在万仞之颠来一次惊天地的对决，一定自己万人之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不过，金庸先生那里往往那些集大成者都是不经意者，反而布鲁姆所言的焦虑者尽皆功亏一篑，也许这是东西文化的两种审美，或者对于布鲁姆而言，知道“李杜文章在”的后进不能成功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参透“六种修正比”的玄机。
我的狂想可能也无法消解结构主义以来的理论大家对布鲁姆的思考的失望，我可以想见对于结构主义以来的研究者，布鲁姆把作家的位置如此拔高，依旧建构一个不可侵犯的“个人”，把文化生产简化成才情笼罩下的人际互动，都让人感到古典到幼稚了。比如，看金庸先生的“降龙十八掌”、“蛤蟆功”、“打狗棒法”，这些虽然是各门的武功，但是这些动物的名称也可以构成一种语言结构，这里面自然沉淀了意识形态性，而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这样武功的生产和相互影响肯定也在一个更大的场域发挥着作用，而不仅仅是小说里的密林深洞那样的个人修行场所。
伊朗的伟大电影导演阿巴斯当年在戛纳电影节看到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后，有一段佳话，阿巴斯看完后说这个电影好，但是回到住处，静心想来又感叹到：“岂止是好，简直是厉害！”这也是“影响”，如何消解“焦虑”，自然是回到各自的阔大的生活中去，做一个静心的面对，一个创作者面对传统的同时，最重要的是面对此时此刻。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著 徐文博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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