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电视生活-----杜庆春

——读罗杰·西尔弗斯通的《电视与日常生活》

一位研究电影艺术理论出身，现在也做电视等大众传播研究的先生增经说：“以前人们买了电视机回家，说在家可以看小电影，而现在的孩子去电影院只觉得是看大电视了。”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也成长出“电视驯化”的新一代。电视介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不同频道的电视节目时间表和电视节目内容规划出一种日常生活的结构，这种生活我们可以称为电视生活。

一个更为引入思考的场景发生在前不久，我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香港机场是非常匆忙的现代化机场，人多但是显得不拥挤，还有足够的空间和设施让人们获得一个独立存在的假象。在侯机大厅步道的一侧，有一排投币式按摩座椅，就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正中的一张椅子上，他的目光完全陷入正对着一面16：9的等离子电视荧幕，荧幕上播出着CNN新闻。他陷在CNN滚动播出的国际新闻的地球村的假象中，这种陷入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肉身陷入按摩座椅的程度，于是他仿佛是在这个国际机场的公共空间中抽身而出。机场大厅的按摩座椅、电视机和不远处落地玻璃幕墙前硕大的绿色盆栽植物一起为这位男人制造了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独处角落，仿佛是让他置身于家的私人空间或者城市近郊的私宅的书房。而正是在电视这个“郊区化”的媒体的安置下，使得他的状况精确地呈现出现代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景象。他置身在国际机场看电视上的美国人关于非洲的新闻，虽然他的肉身周围也明显有着一些非洲的游客，但是这些现实的人完全没有电视中的人真实。

这位香港机场的男人置身国际机场同样也是置身私人空间，电视使得他处于一个并非城市也非乡村的肉身安置状况。在现代社会，人口流向城市，但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随着汽车、铁路、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的发展又使得人们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所谓家庭生活的私密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中你依然能够获得全球资讯，你依然可以将这个边缘随着电视荧幕亮起而迅速中心化。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中十分有趣地解析着“公共领域的郊区化”这一命题，电视这类工具成为这种公共领域的意义消解，而家庭生活的面貌重新出现，“市民们，原先是公共舞台上的个体演员，现在被降格到制度化了的、孤立的家庭生活的侧影中。”（第97页）电视这种“郊区化”的工具使得郊区化的现代生活重新划分出清晰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结构。

在宜家家具这样的家具大卖场中，布置着各种样板，卧室的或者客厅的样板，床、衣柜和各种让你感到舒适以及工业化生产去的个性的沙发，还有一样就是电视机，这些电视机有些是真的实物，有些就干脆就是模型，但是电视机一定要呈现。现在的家庭重新购置出它的私密性，但是家庭也正式如此在大卖场中展示一种私密性，一种你从公共交换领域模仿回去的私密性，这种透明的偷窥或者隐秘的曝露同时发生，它的媒体是这种家居展示的卖场、相关期刊，还有电视。电视一开始诞生就首先对家庭的结构进行了破坏和再构。

罗杰·西尔弗斯通说：“家庭生活，在思想和现实中，它都不但是社会现象，而且还是文化和历史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出现是19世纪初中产阶级在商业与文化中崛起并占据了主导位置的产物。这一阶级，创造并展现了一个与公正世界分离的私人世界”（第34页）家庭生活作为文化的、历史的现象，在电视的侵袭下产生怎么样的变化？罗杰·西尔弗斯通将家庭生活分成家（home）、家庭（family）与家庭经济（household）三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家（home）是一个带有强烈情感归属的空间性概念，家庭（family）是人际的组成，家庭经济（household）其实不如翻译成“家庭行为”来强调它的行为层面的含义。于是，电视在隐喻的意义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其实它不仅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模式，成为人们情感与认识的中心，而且它看是构造出日常模式、情感和认知。我们成为不同年龄的“婴儿”看着不同的《天线宝贝》。

我想到一个经典的议题，就是电视时代对东方父权家庭的空间的破化，电视机这个有着深色外壳，纯粹几何线条构成了整个外观，灰白色的面孔深不可测的物件，如果你有幸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在那里面电线、塑料以及闪光的金属缠绕在一起，它进入家庭取代了以前父亲占据的核心地位，一家人环绕在它的对面。在萨姆·门德斯的《美国美人》中也使用了电视机来再度构成一个父权的空间。在深色的客厅，电视机放置在中轴线上，父亲坐在电视机的正对面，父亲控制着电视节目的内容，妻子和儿子对称地坐在他的两侧。同样经典的议题，肥皂剧的在文化的女性性别问题，在香港文化中更直接的使用了师奶剧的名称，肥皂剧就是提供了在家的妇女消费的电视节目，在肥皂剧的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联系，要远远大于“身份认同”所描述，人们也许会沉浸在“情感的悲剧结构”中。电视在日常的家庭生活的结构中发生重要的作用，它仿佛在强化一种民主的空间和强化一种反民主中间成为一个无辜的技术发明。

电视仅仅是一种技术发明吗？电视对于我的人生经历，几乎是绝大大多数家庭首选的家电类耐用消费品，在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城市家庭凭借各种路数获得的特殊商品券和花费一个公职人员5－10倍的月薪的价格购买回12吋的黑白电视机。在那个时代中国家庭为什么要选择电视机作为第一种昂贵的家用电器，而不是冰箱、洗衣机等更能减轻个人劳动强度的家电。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传播主流思想的国家策略，还是个体文化消费欲望的支配结果，也许是两者的内在的默契？但是，无论谁都没有预测电视在以后20年里在中国大陆能拥有如此巨大的信息传播的份额，所以在影视圈里一直有这样的往事追忆，当年国家要把中央电视台划给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新影厂根本瞧不上这个小弟，说全国有多少电视机呀，也就是大概过了10年，新影厂在终于被中央电视台并入而大多数职工内心充满欣慰和喜悦。

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中反复提到一个事例：在斯里兰卡，一些居住在遥远的、不通电的村落里的渔民为什么要购买一台收不到电视节目的电视机（第114页），这种购买行为仅仅是对拥有现代财富的炫耀，还是更加说明电视是“接受新技术的结果，呈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第130页），所以“再也不可能只把电视看做是一种文化工具或一种文化工业，而不把它放到技术、政治和经济交织在一起的结构中去考察”（第117页）。电视作为一种技术发明，导致了一种政治－经济结构的不断复制，对于电视的消费使得文化工业的威力象钉子一样砸进人的肉身，而灵魂在这个巨大的符号之镜中被俘获。我们在电视的资讯大流中如同被巨大洋流裹胁的浮游生物，在一种坚定的方向感的支配下其实完全没有方向。

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凭借他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心理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学科方面广博的知识系统，试图建构一个媒体理论的架构，其核心就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多样的现实和话语。作者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中收集、归置了远远超过本文涉及的议题的种种相异甚至对立的思考。正如他自己在“前言”中所言：“这是一本关于媒介理论的著作”，虽然作者说这部著作并不脱离实践，但是也解释了他坚持在理论内部进行研究的原因，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理论家，所以在这本不厚的书籍中，在每一个议题的讨论中，都会发挥他的哲思的习惯，在相关的基本概念上对相关论述作了综合、总结和检讨。作者几乎把这本《电视与日常生活》书写成一部包容了大而庞杂的野心的概念市，从而试图对日常的电视生活的本质思考做出历史性的梳理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