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肉身起伏于这个变迁的时代，关于这个剧变的空间和我们充满惰性又不断接受新鲜欲望刺激的身体，无疑这提供了思考者发思的最初起点。近些年来的理论表述中，身体和空间这些概念引入、生产和再生产几乎构成了理论的时尚潮流。对福柯、德勒兹这些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做了大量阅读和引介的汪民安先生是这个时尚的引领者之一。现在，他的相关的理论结集为《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出版了。
汪民安对理论的总结和再表述的能力无疑是令人佩服的，他会使用带着充沛的精力和饱满感情的语词宣泄那些理论词汇，将这些理论词汇堆砌成带有某种檄文气质和演讲稿风范的文字。例如，“这个空间的地区形式，是固定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乡村。这些一个个封闭的乡村空间，匍匐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沉默无声。”（125页）这类激情洋溢的诉说，也多少让人觉得不是通过理论进行抒情，而是经由抒情去泛滥理论的概念。他多少放弃了推敲激昂文字，或许也遗忘了激情洪水冲刷出的漏洞。就如上述的引文，其实我们在研究无论多么古老的乡村空间的时候，也无法把它完全定义为绝对的封闭和沉默无声。当然，汪民安先生还是在如此的宣泄中呈现了理论思维的延展能力，“人们相信，自己所在的地区和空间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此找到了根据，找到了归依，找到了家园，并且找到了终极性的归属：坟墓。乡愁，正是人们离开它之后的难以适应的忧郁的表达。”（126页）
当然在此，我感兴趣的是理论者骚动不安的文字背后的意义，这也正是思考真正价值所在。我还是回到上述的表述，因为长期定居而形成的一种“独一无二”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必回溯到中国上古文明的特征，就在这个春节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眼前的例子。我从北京回家乡过年，想着要带一些北京的特产，我在超市里购买了北京果脯和宫廷点心之类，但是一回到家乡的超市，发现这些产品同样的呈现在货架上，这样“独一无二”的感觉就此被强烈的消解掉了。我们回家过年，只要携带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就足够应对所谓的情感交流和情感消费了，那些地域的产品已经完全转换成了“流通物”，完全蜕变为需要我们进行情感升华的“符号”。但是，我在家乡的集市依旧能够品尝到某种“独一无二”，比如，附近农民带来的蔬菜。这种蔬菜也许和北京的品种近似，但是它带着“独一无二”的泥土的气息，带着一种回到家乡之后，面见这些绿色植物之后突然涌现的乡愁。正如，我的一个留在北京过年的朋友，他的父母从成都去和他一起渡过春节时，他让乘坐飞机的老人带来的是当地的蔬菜，这是他的生命记忆，是他的“独一无二”的身体感觉。
在此，一种商品交换空间的转变可以促发思考的空间生产的形式的背后义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集市”和“超级市场”的转换。“集市”是早就存在的交易空间，而且是突破乡村封闭性的空间，它的贸易形态带着一种时间约定的感觉，它存在于特点的日子或者日子的特点时段。在这种集市之中，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它构成了我们的某种时间感和某种对时间分类的标准。这种对于时间有着很强的处理能力的贸易方式，使得我们的身体有着一种特殊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属于“传统的”，或者更理论化的说法是“前现代的”。例如，在台湾，我们早先习惯的集市贸易形态的市场，就被称为“传统市场”，当然也有和北京同样更直接包含“按时间集市”的称呼，只是在北京习惯的说法是“早市”，在那边更多的则是“黄昏市场”。这种“时间感”的沉淀配合着我们身体对生命的有序可依的感觉，一种对于自身生命本身的归属感，当然也是对于“集市”所依附的生产文化的归属感。在看似相对无序的“集市”空间中，我们却是清晰坐标中的一个清晰的点。
销售和购买的时间性，当然来源于生产和消费的时间性制约，只有此时才可以积累到足够的商品或者只有此时才有此时令的商品提供销售或者购买，同样，我们只能在此时购买供此时段本身需要消费的商品，这正是前现代商品交易的特征。当在1980年代，“超级市场”这个概念刚刚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这个词汇对于我来说充满疑惑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市场可以被称之为“超级市场”，这个词汇本身就带来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过度的想象。当然，现在在很多其实就是便利店业态的商店也统而言之地被称作“超级市场”的时候。超级市场带来的“只需要按照消费者的消费节奏进行集中购物”的特质也就被忽略了，这个特质是来源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现代物流的产生，当然也来源于消费者同样被附着于这样的生产形态的附庸状态，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进行零散购物。我的父母在刚开始无法接受那些超级市场的存在意义，“为晚餐买两个馒头还要排长队结帐”是他们最为常见的抱怨。
现在，我可以开始讨论汪民安先生收入本书的那篇关于“家乐福”的讨论了。汪民安先生放弃了在文章一开始对“家乐福”这个世界第二大的零售企业的所有业态进行有些区分（有意思的是他的工作开始于对“carrefour”和“家乐福”的字面分析。其实对于我来说，“carrefour”在法语原文中的“十字路口”之类的意思肯定也有着心理暗示的作用，而“家乐福”也并没有那么强的心理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家乐福”除去大卖场业态（也就是某种可以称作狭义的超级市场的概念），另外，家乐福旗下还有食品加强店的“冠军超市”的业态，以及折扣店的“迪亚天天”的业态。所以汪民安先生在此一骨脑地打包全部概念放置到对一家家乐福的观感中去（我敢肯定不是放置到一个经常购物者的购物感受中去），试图进行一网打尽式的分析的狂欢，比如，将“低廉性”这个概念看成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而且最终也引导出了“超级市场”是一种彻底地将劳动的阴影抹除的结论。在我看来，“家乐福”的大卖场销售形式从来就不会彻底的因为其“低廉性”而消解“节约”的欲望。而且，“家乐福”的经营者的手推车也不是因为不需考虑价格而进行大量过度消费而进行设计的，比如“迪亚天天”就是追求更低廉的价格也不提供手推车的，因为它的业态是社区性的、便利店性的。“家乐福”的空间自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空间，但是仅仅对它的货品分类、空间分隔的表象进行这种放大处理，无疑没有带出对消费基本心理和行为逻辑的分析，没有带出对现代生产下具体身体的分裂状况的分析，这样对于“空间”和“身体”的分析就难免成为“概念”在想象的牧场的浪漫游牧。
对于我个人而言，“超级市场”的消费行为有着强烈“时间感/个体生命节奏”的丧失。“集中大量购物”是在消费能力积累下的消费欲望的恰如其分的放大而已。资本主义大生产没有在“家乐福”创生一种无限消费的神话。它的空间的布局和商品的堆放在刺激消费欲望的同时，保留了对受压制的消费欲望的“尊重”。它提供了一种经济的、节省的更多可能，从而提供了对“身体”压制和管理的有效方式。这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我们的身体成为标准生产平台上漂浮物，在此消费我们的“忘我”只是体现在“独一无二”的“个体对个体”交易经验的失落，我们成为这个生产和消费机器中无差别的含辛茹苦的零配件。“家乐福”这类开架的大卖场的销售形式刚刚进入中国时确实给我们带来的“幻觉”，但这只是拥有了突然增长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品时的“恶补”提供的幻觉，而不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可以任意放纵的购物乌托邦，这一点对于真正的购物者而言是不需要走到收银台前才有破灭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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