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美国学医挣钱，学牙医好像更挣钱。台湾的爸爸妈妈早也知道这个，所以要孩子们都努力学医，努力去美国学医，然后开诊所，今天的台北街头满眼的诊所，尤其是牙医诊所，应该很多是留美的医学博士开的。不过，我想如果我这样的中国人，特别爱吃的是麻辣田螺，靠唇舌吸吮，一天牙齿有了问题，大概那些美国整日琢磨大嚼牛排而损坏牙齿的博士们是对付不了的。如果再设想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见着一枚常嗑瓜子的唐代美女的牙齿，中间的那个凹陷是不是会让他颇费思量？好在总要一些思想力和学力超强的人，要做中西打通的事情，钱钟书先生是其中一位伟人，当然这里面的心理都含有自己病了，要到外边看看有什么医术的意思。钱钟书先生说《谈艺录》其实是“忧患之书”也少不得这层心理。其实，看到美国的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两先生所写《先贤的民主》，也看得出来关心他自己的祖国的病情其实在内里超过了比关切中国的问题。
上面说的唐代美女的牙齿问题，是一个过去的问题，当然过去的问题不是死去的问题，现在依旧有很多这样的美女，她们有着这样的牙。《先贤的民主》的英文书名是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直接翻译就是“死人的民主”，就说作者要在死去的中国人和死去的美国人中挖出宝藏，死人自然不是发挥余热的问题，对于作者死人已经如果埋在地下的石油，挖出了可以做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的世界发展推进器的主要能源。这里面作者挑出了杜威老先生和更老的先生孔子，通过证明社群社会的民主和儒家民主的的内在契合性，来反思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内在哲学根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哪些方面得到了实行呢？很显然，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重视思想与行的层面上的个人自主。权利与自由主要是个人而不是共同体所拥有的东西。”（P18），而这种强调“个人自主”的根本动因在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围绕着“自我”和“主体性”的不断发问。于是，作者的反思就在两处着力，一方面是中国的民主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学可不可包含“民主”的基因？另外一个着力点是看起来是讨论儒学和杜威的社群理论的关系，其实多少包含着联中抗欧的文化野心。
郝大维和安乐哲两先生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历史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因素决定论，同时表明美国“妖魔化”中国和“浪漫化”中国的两种倾向，作者在此书中令人深省地表明：“一个民主化的全球化形式的实现，其希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亚洲——主要是中国——将能够提供文化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而且这些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足以对世界的其余部分产生吸引力，以弱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支配地位。”（P7），因此“需要把中国同时看成是全球化的对象和源泉”（P7）。
中国文化，或者说所有文明圈的传统文化都可以拿来作为人类共同未来的规划在思想资源，这种倡议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本书，作者在挖掘杜威的理论时，在建立“一个沟通的共同体”（a communicating community）（P62）的愿望下，唯一地强调的社群民主理论，于是将欧洲思想放置到二元分裂的语境，也就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我的心理认定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认定的思路看作民主道路选择中的对立的思想源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将欧洲思想传统从“沟通的共同体”中分裂出去，这个全球化的建设其实又被迫回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结论。
在中国儒学中，孔子将“人”和“仁”互相定义，“仁”其实只有在“人际”中才可以显现，儒学的民主也是电机在人际的和社群的概念上，在这个层面杜威的民主理论获得了和儒学的非凡的相近性。而本书的作者痛切于“他（约翰·杜威）的思想似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完全销声匿迹”（P55），而现在“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日益产生不满”（P55），所以杜威主义的复兴作为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被作者强调。在这个语境下，作者批评美国内部的自由主义过度泛滥时，正好遇到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民主化成为世界重要议题，作者多少借着国际主义的情怀支援一下国内的辩论。我认识的一位巴黎高师的哲学系的朋友在闲聊的时候说，老子和庄子中，他更喜欢庄子，因为庄子完全没有本体论，这是他对欧洲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病因的反动，这本书的作者如果知道肯定会说这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议论中国文化，其实大抵联中抗欧的一些美国知识分子也少不了一点酸酸的味道。
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积弊其实恰恰在于没有主体性的思量，或者更确切的说没有“自我”的认定，只有“人际/人伦”的认定，而且中国文化的革新也就在于将“自我”和“人际/人伦”构成互动的关系，这种中国文化革新也才是全球化的一个文明源泉。再譬如，最近在丽江和东巴文化学院的一位学者聊天，说起纳西族的火葬传统（这是古羌人的文化基因，“改土归流”后纳西人才接受汉族的土葬）。他说，火葬是因为我们重视死者的灵魂处理，相信可以超度死者灵魂，而汉族只重视对死者的肉体处理。我想这个批判很有见地，儒学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此处结出的果实便是“厚葬”，“厚葬”看起来是光宗耀祖的一部分，但大抵只是荣耀了现世者自己的脸面，如此“人际/人伦”的权重就成为一味追求“现世报”的结局。此时，自然需要剔除“人际/人伦”网络的“自我”求证的精神？
郝大维和安乐哲两先生，前者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已经故去；后者为夏威夷大学汉学和比较哲学教授。两人数十年来通力合作，对中国哲学与文化进行解释性研读和重新翻译了一些中国经典著作。他们推崇的杜威，当年游历中国26个月，1920年曾被称作“孔子二世”，他的思想也被中国大陆全面批判和清洗过。如果说我们现在只在一位白人思想家的身上发现了可以于儒学沟通的地方，那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早已经说过相反相生的道理了。
《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美】郝大维 安乐哲 著 何刚强 译 刘东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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