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电视剧集的福，我们现在习惯了皇帝象没事人一样的微服私访，但是这次并非如此，所以村庄里的许多男人和孩子跑了出来，叩首、行礼、跪拜，三位上了年龄的女人也来到村路，两位躲在别人的身后张望，另一位则面对皇帝跪下。此刻，被孩子抓住裙裾的年轻的妈妈在篱笆的后面偷看，害怕被别人发现。这是一幅南宋无名作者画的图景，图景中呈现出两处明显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的地方。其一，不少男人也只是叩首行礼，没有我们相见的一律跪倒在地，大气不敢出的样子，而全民一致性的壮观场景却是我们日常在电视中最容易接受到的信息；其二，则是躲在门后的乡村年轻女子，她让自己处于别人的视线之外，女人的世界即是内闱里的世界，这和我们看到的古装剧集里，社会各阶层的姑娘小姐们满街乱跑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这些荧屏上的女性为了满足电视机前观众窥视的欲望而彻底窜改了历史。历史是什么呢——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开封的一条繁华街道上只有一位女性，这位女子坐在轿中偷窥这个世界。
人的世界被分割为内与外，这和世界分为阴和阳一样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宋朝名人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详细阐释了《礼记》“内则”篇中把男女分隔开来的规矩，并且把这些原则概括为：“女子十年不出，但居内也。”在我们保存下的图卷里，也只有乡野的劳动者暴露在阳光底下，其他的女人都是作为待嫁者与待价而沽者处于内室，当然还有那些“过来人”。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专著《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就是对这个内部世界进行窥探，对宋这个时段的女性状况做了细致地考察和深入地思考，同时也成为了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中国的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了最早的纸币。宋史研究和明史研究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显学，大概是因为宋、明两朝都处于一个商业社会的纵欲需求与儒家理学对此进行强烈对抗性思维的局面。宋则是中国这一转变的开局，这种开局对最终中华帝国的近现代毁灭一定起着某种规定作用，这种历史规定性肯定牵引着史学家和对我们的历史、现实有着深思的人的目光。
伊沛霞说：“宋朝吸引学者的原因在于它是妇女的处境明显地趋向变化的时代。有关的情况是这一时期妇女的缠足更为普遍，再嫁受到更强烈的限制。由于男人的统治在中国史里常被解释为意识形态使然，学者们常用儒学的复兴解释这些变化。”（导言第5页）“把焦点集中于宋史的另一个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矛盾：史料表明宋代妇女有很大的财产权。从现存的法律判决看，每当判官被请去监督财产分割时，就会为女儿留出一份相当于儿子那一份一半的财产以作嫁妆。不仅如此，大嫁妆的女人婚后有生之年始终有相当大的权力控制着它们的使用和处置，再婚时甚至可以带走。宋以前和宋以后财产有由女人经手进行传递都没有这样顺理成章。”（导言第5页）
宋朝留下的名言肯定包括着程颐、朱熹倡导的“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听起来这个阶段充满着禁欲的气息，但是上面提及的缠足恰恰是对男性纵欲的一种展示。我个人认为缠足是内闱深处的女性对男性欲望的购买兴趣的惊心动魄的回应，其实古今中外的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加工处理的各种时尚风潮都是如此。缠足的原因是不是主要来源于宋朝对女子的柔弱、娇小的审美欲求？这个我们姑且搁置，我们看看缠足如何盛行和普及的过程，就会看到男权社会如何通过女性自身来传播一种对女性剥削的时尚。从现在的考古发掘和史料研究，一种思路是支持缠足是从舞女开始的，舞女们最初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舞姿更加具有诱惑力（其实也可以联想一下芭蕾舞的舞姿对女性脚尖的剥削），“这种做法可能在10世纪跳舞的人里推广起来，她们认为绑起来的脚显得有力、好看”。（第34页）这种“美丽”在舞者云集的宫廷和娱乐场所盛开着，男人们赶潮一样前去购买，并且通过购买女性的方式将这种对女性的审美欲望带人家庭，比如纳妾形式。由此缠足流入上流社会的内闱，并且成为上流社会时尚话题，男性文化精英开始启动了影响后来几百年对中国女性的一次灾难性的人体塑形工程。
宋朝的另外一个社会进步加速了缠足的流行，就是宋朝的婚姻更加彻底地撕开了不同社会阶层交流的裂口，贵族们的婚姻或者说性购买不在局限在自己的族群内部。宋的科举制度使男性保有跨阶级流动的可能，同样对女性的购买也许更为广泛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宋的史料中提到的繁华都市以及周边的乡村贫穷家庭以生女儿而贵，内在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儿可以待价而沽的。正是因为如此，缠足的情况可以迅速流入到上层社会以外的中下层，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开始对女儿进行残酷的加工，“缠足普遍化的早期，一双天足的母亲可能在小妾进入家门时第一次看见缠过的脚，于是决定给女儿裹脚。”（第37页），更加残酷的是母亲看到市场上成为“妾”的质量要求，就给女儿裹脚，或者母亲由于女性的妒忌，在和妾的争宠过程中暗下决心，要让自己女儿的脚小过那个“小骚货”。
在人类的历史上也许从未出现过真正女性的对自己身体欣赏和纵乐的书籍，所以的“房中术”的类的书籍是男人写给男人的，中国的一些母亲也许给女儿嫁妆中有一些春宫画一样的东西压在箱底，但是那根本上也是为男人准备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形象，她们对于儿子来说更是伟大的母亲形象，但是在宋朝那些伟大的儿子们在纪念往生的母亲的时候用的称谓是“夫人”，例如程颐在纪念母亲对他们兄弟二人的重要性时的文章中说：“夫人安于贫约，服用俭素，……”。母亲首先是父亲的女人，这是这一文化的重点，母亲的伟大在于她维持了父系家族的荣耀，她是复兴家族的“族徽”的阴面图案，所以再嫁越来越受压制，宋开始的表彰贞洁烈妇的政府行为越来越普遍。于是宋朝给出了一个在民间传诵的母亲，杨家将们的妈妈佘太君，母亲是因夫之名荣耀的，这里还可以看到《红楼梦》里贾母的威权的根源。推而广之，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冠过“女皇”的人，根本的原因在于她被“皇帝”睡过，而不在于她是皇帝睡别的女人生的女人，这个和西欧的那些女皇的世袭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女性在世袭的问题上的绝对弱势，表现在家谱中是不延续记录的，仅仅说这个丫头最后给谁家了，在财产权上也是弱势的。这里就再次遇到一个问题就说宋朝的女性继承权的问题，宋朝在女性继承权上拥有的难得的权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首先看这个继承财产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嫁妆是这些财产权的核心词汇，对嫁妆财产的保护涉及到了给女儿的继承权（“女合得男之半”，女孩可以得到想到男孩一半的财产），同时涉及到了嫁了人的女人对财产的拥有和成为寡妇后可以将这部分财产转移到再嫁的另外的人家。在宋的体系里，给女人财产是让女人有待嫁的权利，也就是除去那些毫无财产的女人直接的只能待价而沽之外，还可以使用待嫁而沽的方式。宋朝的知识精英们也不断地鼓励女人在嫁人之后把嫁妆贡献出来的彻底献身精神，同时也很人道的规定如果女人毫无生活资料可以不给丈夫守丧100天而立即换到别的地方献身。我大胆猜测或许这种在女性继承权上的特例，正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商品生产到一定阶段后，确保财产在父系系统间转移的方式的探索，同时财产也成为体面男性之间交换女性的等价物，一旦这个转移方式成熟成为“婚嫁文化”后，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就不要明言女性的继承权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在贫困到生存问题的时候，文化是不起作用的。
读《内闱》这本书，我如同陷入一个历史的迷局，上述文字是我在迷局中的个人想象。我们生活的现实的种种细节看起来如此落实，背后却也渗透着巨大的迷局，我的一位令人感念的亲戚——我祖母的妹妹，在李白写过的秋浦河边居住。她是汉族的后代，后来嫁给一位回族的，于是有了回族的饮食习惯。她很早寡居，没有子女，叫我父亲为“儿子”，也这样唤我。一辈子勤劳、开朗的她，突然就老年痴呆了，每次去见她，看到她呆呆的样子，我就觉得是一个迷局，她被认为没有记忆了，如同现在经常干枯的秋浦河。伊沛霞在中文序的最后，对那些对宋代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的人们说：“我想向他们显示，他们不必把女性撇在他们讲述的关于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证据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所写的这些男人还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也可以说明大多数宋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美国】伊沛霞 著 胡志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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